這是一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歐盟」的身世史：歐洲各地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族群記憶、貧富差距 ，甚至彼此仇恨，他們如何擺脫戰爭的惡魔，至少取得和平，在這基礎上繼續前行
【封面圖片說明】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災變，大批蘇聯紅軍的直升機、坦克、卡車共搬運了二千四百噸的鉛塊和一千八百噸的沙，前往撲滅反應爐大火。此次意外使戈巴契夫的改革更加刻不容緩，間接加速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二十年後，這些救災器具依然散發高度輻射值。
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歐洲的是一連串的舛錯。越戰之故，美國漸次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雖然這是亞洲的機會，但歐洲如何面對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導的政治生態，為單一議題取代：稅賦、婦女、環保等議題足以成為組黨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綠黨發展成西德大黨。財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歐洲灘頭，例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法國社會黨密特朗變賣公營事業；這不只是一場所有權的轉換而已，而是戰後的社會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經歷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異議分子不再直接對抗當權者，選擇從「權利」、「自由」議題切入，形成另一種質疑共黨統治的方式。公害汙染、環境議題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中，如何張開保護傘，使得集體輿論、「公民社會」成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引發「蘇東波」的動力學如何發生，又如何進展？戈巴契夫從權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啟動了骨牌效應，電視轉播推波助瀾，使諸衛星國迅速且平和地脫離共黨統治；各國因應各自獨特的社會實況，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組？「返回歐洲」的願望又如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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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歐洲六十年》全套共四卷。
從殘酷的種族計畫到人權價值的倡議；
從法西斯主義席捲全歐到赤色紅軍劃下冷戰鐵幕；
從二○年代的自由資本市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政府福利國家；
從彼此間鉤心鬥角的軍備競賽到成員國相互合作的歐盟；
從關稅壁壘、彼此間貨幣不得兌換到統一貨幣歐元，
歐洲是個人類活動的實驗室，經歷了各式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秩序、社會制度、文化思潮的洗禮和試驗，無怪乎Tony Judt說「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這是一部龐大的寫作計畫，耗時十多年，相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歐洲史，這部作品提供了真正「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史。Judt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電影、音樂、服飾等等各面向，將二戰之後，歐洲複雜的歷史發展，做了深入淺出的呈現，寫作功力深厚，將如蜘蛛絲般糾纏的歷史事件，重新串連，煉鑄成一部有意義、有個人見解的歷史著作。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期間，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紐約時報》撰文。《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
-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一一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一一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
- "70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60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60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一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
-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椰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 "不过，谋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单议题”政党和运动出现了，其支持阵营取决于共同关注点的多种组合：这些关注点通常聚焦单一，偶尔也有异想天开的点子。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散装啤酒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中产阶级压力集团成立于1971年，旨在反对当时倾向气态的、均质的“罐装”啤酒的趋势（以及这类啤酒的出售者一一面目雷同的“现代化”酒吧）。他们依据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型企业吞并了手工酿造产业，出于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纵着啤酒消费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诱使消费者异化了自己的味蕾。"
- "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成立有两个暗含的假设前提：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将持续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发展；二是出生率将一直大大高于退休人员比例，从而为社会提供新一代纳税人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金。这两种假设现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两者对人口的错误统计造成的错误更大。到80年代初，西欧的人口置换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只有在希腊和爱尔兰才符合或超过要求。在联邦德国，这个数字只有1.4。在意大利，不久还会进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意大利人（每4个人中有不止1个）在14岁以下；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20％，即1/"
-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他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成为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