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普立茲獎決選名單
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
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
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倫敦書評、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新政治家》《觀察家》《獨立報》《衛報》年度選書
從殘酷的種族計畫到人權價值的倡議；
從法西斯主義席捲全歐到赤色紅軍劃下冷戰鐵幕；
從二○年代的自由資本市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政府福利國家；
從彼此間鉤心鬥角的軍備競賽到成員國相互合作的歐盟；
從關稅壁壘、彼此間貨幣不得兌換到統一貨幣歐元，
歐洲是個人類活動的實驗室，經歷了各式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秩序、社會制度、文化思潮的洗禮和試驗，無怪乎Tony Judt說「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這是一部龐大的寫作計畫，耗時十多年，相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歐洲史，這部作品提供了真正「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史。Judt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電影、服飾等等各面向，將二戰之後，歐洲複雜的歷史發展，做了深入淺出的呈現，寫作功力深厚，將如蜘蛛絲一般糾纏的歷史事件，串連一塊，煉鑄成一部有意義、有個人見解的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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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進入旋風》涵蓋時期為1945~1953，主要事件為美蘇對峙，冷戰逐漸成形，鐵幕劃下歐洲史無前例的東西陣營對立，成為往後數十年，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結構。
戰爭剛結束，各國元氣大傷，通貨膨脹相當嚴重，一包香煙比貨幣來得值錢。在這樣的挑戰下，各國如何從廢墟裡重建？美國的「馬歇爾計畫」、歐洲自身的「煤鋼共同體」、對抗蘇聯集團的「北約」組織，以及各式政經、文化的聯盟與合作，成為歐洲局勢詭譎多變之下的操作籌碼，以及和蘇聯交鋒的前緣。
史達林將東歐納入自己的羽翼之下，施行大規模恐怖統治，掃除異己，整肅擅自有主見的人士，擺樣子公審風聲鶴唳地進行，透過媒體向內部，也向西方傳送。他們高舉文化戰的旗幟，提醒著「可口可樂也是美國的情報網」。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欧洲为中心，重构二战后历史叙事。
-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全景呈现战后重建。
- 深入剖析冷战铁幕与东西欧阵营对立。
适合谁读
- 对二战后欧洲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国际政治与地缘战略的爱好者。
- 希望理解现代欧洲格局形成过程的读者。
读前提醒
- 台版翻译质量优于简版，建议优先选择。
- 内容宏大且细节丰富，需耐心细读。
- 可结合其他史料对照，以补全知识盲区。
读者共识
- 作者洞见睿智，叙述客观冷静且深刻。
- 翻译存在争议，部分版本阅读体验不佳。
- 史诗级巨著，值得反复阅读与品味。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上，“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宏大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2世纪上半叶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一一其原因各不相同一一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具有19世纪特色的计划，试图废除“社会”，将公共事务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年后，不"
-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士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 "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
- "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
- "20世纪70年代是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更显得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痴如醉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
- "无论如何，假如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合作者不受到惩罚、它的正常生活不得到恢复，奥地利就很难被当做是另一个受德国占领的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纳粹分子：在战争末期，奥地利仍有53.6万在册的纳粹党员；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人服务。在冲锋队里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奥地利人的比例都很大。纳粹同情者渗透在奥地利公共生活和高层次文化圈里——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
-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复权威之后，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动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并重新发起了反对革新的运动：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协定中，佛朗哥不仅免去了教会的税收，允许教会全面干政，还赋予它审查它所反对的一切作品和言论的权力。作为回报，教会统治集团负责维持并加强宗教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保守势力。实际上，教会已经完全投身于阐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责任，而小学的主要历史课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于1943年）把西班牙历史说成了一个独特的、天衣无缝的故事：始于伊甸园，终于最高统帅。"
- "共产党人简单的接管了纳粹机构。例如“劳工前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他们起了新的名臣，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痛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懂得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西德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 20 世纪 50年代初，东德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
作者简介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神經運動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因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時，他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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