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1) 新增了作者<告別華南>一文作為代序；
(2) 經卜永堅先生重新校譯和修訂。
科大卫（David Faure）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除著有本书外，还是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的主编之一。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明清华南宗族如何借里甲制融入国家体系
- 剖析皇权与宗族在赋税、土地管理上的互动
- 论证宗族是经济驱动与政治效忠的产物
适合谁读
- 关注中国历史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者
- 对华南宗族史及地方社会演变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理解传统中国基层权力结构的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强，建议结合相关历史背景阅读
- 注意区分作者理论与历史事实，保持批判思维
- 可重点关注里甲制演变与宗族形成的关联
读者共识
- 科大卫视角独特，打破传统宗族叙事框架
- 译文流畅但部分概念晦涩，阅读有一定门槛
- 深刻揭示宗族背后的经济动力与国家建构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里甲登记的全面推行，是15世纪中叶的事。而里甲制度的性质本身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严格要求亲身服劳役，变为以缴纳白银代替劳役：从重视登记户口，变为重视登记田产。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几乎用了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一互年。在珠江三角洲，真正开始这个变化的，是卷入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之乱的地区。在这些被叛乱波及的地区，全面编户齐民，就有可能改变社会地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地区有很多百姓被登记为蜑户，叛乱的发生以及叛乱期间效忠朝廷的动作，就让蜑户们有机会登记为民户，从而抛弃蜑户的身份。 因此，黄萧养之乱，意味着当地社区通过编户而得到王朝国家的承认。其他户籍改变为民户这一现象，并不限于黄萧养乱"
- "里甲制度并没有衰败。像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地区，在明初，里甲制度从来就没有按照官方设想来推行，而当里甲制度真获得推行时，它已经走了样，它已经不是以户口登记为为基础的劳役摊派制度，而成了县衙门收税的户口。15世纪，发生了地税与劳役折银的改变，但当时的县官，还未能利用这些新的财政收入来招募自己的行政队伍。在这个背景下，黄萧养之乱就开辟捷径，逼着当地社区效忠朝廷，并与朝廷团结一致，换取朝廷赐予的里甲登记。这个政治效说效忠行动刚刚结束，首先因为猺乱，接着因为“大礼议”造成的动荡，一场礼仪革命就被启动了，而新近才编入里甲的百姓也被卷入其中。通过里甲登记，通过礼仪改革，珠江三角洲的百姓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因此"
- "未来被称为“乡绅”的、拥有科举功名的宗族，是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一同成长。由于卫所制度的败坏，县衙门被迫承担更多行政职能，因此被迫强化起来，把自己改造成为收税机构。折色纳银，使地方政府能够招募自己的行政队伍，与地方社区打交道时，就可以采取强硬手段。划一的礼仪，根据明初的设计，是王朝图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平台，如今得到地方官员们切实的推行，不仅因为他们想要体现自已的权力，也因为他们真诚相信自己做得对。踏入16世纪，地方政府进行土地丈量，为正被逐步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改革奠定了基础。所谓一条鞭法，是指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归并为一笔总额，以白银征收。一条鞭法的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统治圈。随着经济日益繁"
- "在田产管理上，书面记录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依靠书面记录。因此，拥有以文字书写的地契，拥有里甲登记的文件，就能够掌握土地，这种趋势越来越普遍"
- "黄佐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刊行的《广东通志》，则收录了主簿苏缄的故事：在一个宴会上，有一富商试图坐在苏缄身边，被苏缄以杖刑处罚。富商向苏缄的上司投诉，苏缄坚持已见，谓自己官职虽低，地位仍高于商人。"
- "晚清慈善機構把擁有權與管理權分開，這是新穎的行政管理制度，有了這樣的製度，慈善機構才能大幅擴張其財政規模。這如此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出現的？答案來自香港。 同治九年，東華醫院得香港政府依法案形式批准成立。有趣得很，體現於未來兩粵廣仁善堂、方便醫院章程裡的行政管理原則，原來包含於東華醫院法案之內。 假如晚清廣州慈善機構的章程學的是東華醫院這一套，則晚清廣州慈善機構的基礎就不是傳統中國行會的制度，而是來自西方的制度。"
- "1. “...而就在这几十年间，广州出现了剧变。南汉历代君主，统治风格独特。 他们恢复了海洋贸易，再度开发采珠业，当然，采珠业成了皇家专利。” 2. “在南汉君主身边充当顾问的，都是北方贤士。 但经仔细考究，则南汉朝廷的高级官员，似乎都来自岭南本土所产生的士绅阶层 ...这些南汉高官中，有少数宣称祖籍北方，但也承认他们的家族已在南方定居两至三代之久。” 3. "公元942年，起兵背叛南汉的张遇贤，也宣称得到“神”示，意识到自己前生乃是十六罗汉之一 ...见证了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但佛教的礼仪与教义，也不过是为岭南人所运用的力量之一，正如岭南本土神灵的法力一样。""
- "1. “唐帝国在广州派驻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人所共知，这个职位是个肥缺。 但是，广州刺史的真正考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对付广州城城墙以外洪荒世界里的野蛮部落。 广州城的税收大概是不足以供养当地驻军的，但这也许不要紧，只要来自南方的珍异宝货能够运到北方的唐朝宫廷就可以。 广州城是个由中国王朝提供军事保护的前哨，阿拉伯商人在这里与当地土著做生意。” 2. “无论是真是假，依靠朝廷权威，降服地方神灵，对于那些大讲岭南奇风异俗的人来说，是合理的。 ...... 把地方信仰整合到王朝宗教体系，等于另辟疆域，这个疆域不是靠中央王朝的军事扩张或者政权指挥线而划定的； 在这个疆域里，岭南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既服从"
用户评论
1）這個版本收入了那篇常看常新的《告別華南研究》作為「代序」。「科大衛式的」的中文讀起來很有趣，但科大衛式的英文其實不太好懂。卜永堅老師的譯文很流暢，基本沒有翻譯的強調。頁xxvii，「宋宜明」應為宋怡明；頁1，Hui-chen Wang Liu其實是劉王惠箴，劉子健教授的夫人；頁274，Gilbert Rozman是饒濟凡；頁425，Peter Bol是包弼德；鄭振滿老師的那本《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英文本由宋怡明翻譯，但所有的註腳以及最後的參考書目都把書名寫錯，寫成Szonyi自己那本Practicing Kinship。2）宗族-團練及其士紳領袖-慈機構及行會；3）頁172，「從十六世紀開始被催生出來的新社會……被十九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視為毋庸置疑的『傳統中國社會』」。
对我自己而言，是读完一遍之后，困惑比解惑更多的书。我也会想，五四以来非常主流的大家族叙事，究竟是一种“生造”出来的传统，还是一种“借来”的理论诉求呢？科大卫的研究比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宗族、礼法、祖宗，这些东西是怎么在前现代的中国融合到一起的，也让我们能够窥见在法理诉求背后，强烈的经济驱动力。尽管说起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也即是说中国历史肯定是分段的，明清的中国和唐宋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中国，但到底这种断裂是怎么产生的，还是令我感到困惑。五四以降的人，究竟是不是在攻击一个空靶子，我说不好。
由于谈到的材料过多，里甲制与宗族的形成这一主线反而论述得不够详细。
地方权利，宗族，中央权利，风俗，祭祀，仪式，联盟，匪患，里社制度，祠堂，宫庙社，风土，社会关系，官式礼仪，民间祭拜好大一张网
讀宗族的歷史可謂鑑古知今，由莊園經濟到宗族田產的經濟變革見證著地方士紳的發展，也同時爬梳出今日香港的好一些「傳統觀念」從何而來，即使是現今的社區或地區組織，也用著不同的語言，即如蛇、齋、餅、稯、搞旅行，來經營關係，也彰顯出權力
科大卫采取区域社会的视角，从里甲到宗族，宗族的士绅化，以及宗族在本地事务的角色，追寻塑造地域发展的组织与制度演变，再次读仍然觉得惊艳。有两处值得揣摩，第一，宗族在中国商业发展的角色，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值得思考，第二，区域社会的文化构建以及文化终结意味着什么？是统一的差异，还是差异的统一？对于当代人而言，宗族又意味着什么？
华南地区的社会以宗族的方式纳入王朝国家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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