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建國歷程、宗教傳統、政治體制、與商業精神中，探詢美國的反智根源。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近代文明就一直是以理性思辨與知識探索為前進的動力，並締造了輝煌的成果。到了當代，美國又以其發達的學術、科技與物質生活為其佼佼者，特別反映在它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之上。然而，另一方面，美國文化在世人心中卻少以精緻、優雅聞名，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見其所長。近年來小布希的窮兵黷武、川普的粗暴的言論與政策更讓世人驚見美國文化中「反智」的一面，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民粹與暴力事件也令人憂心忡忡。
二十世紀中知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理察．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審慎的推敲論證等等－－的漠視甚至是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把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作為一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新興國家，美國人往往視過往的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累積。基督教在美國蔚為主流的福音教派與振奮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在神學、教儀上的鑽研。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建國先賢雖然具備偉大的心智，但對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哈佛、普林斯頓等東岸名校出身的仕紳則變貶為懦弱、空想、不務實的理論派。對科技的崇拜、對進步的期盼，以及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基礎教育導向培育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能，而輕視博雅的人文薰陶……
霍氏作為偉大的史學家，其傑出之處不僅在於對「反智」做了有系統性與歷史深度的耙梳，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反動、極右的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理解。這使得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經典，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該如何進展？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政治上扮演什麼角色？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專文推薦
1. 余英時
2. 苑舉正（台大哲學系教授）
掛名推薦
1. 楊 照（作家）
2. 嚴震生（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 剖析美國反智傳統的宗教、政治與商業根源
- 揭示民主平等觀念如何導致對智識的敵視
- 預言民粹主義崛起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命運
- 關注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思潮的讀者
- 對知識分子處境與反智現象感興趣者
- 希望理解當代民粹主義歷史根源的讀者
- 本書出版於一九六三年，需結合歷史背景閱讀
- 建議先閱讀譯序與導讀，以掌握核心論點
- 注意區分「聰明才智」與「智識」的概念差異
- 書中對川普時代的預言令人驚嘆與深思
- 深刻解釋了美國社會對精英與學術的矛盾
- 雖年代久遠，但對理解當下政局極具啟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想要为权力服务，那就是一种悲哀，但是如果所有跟权力接触的知识分子都因此自认为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向权力负责，那也是一种悲哀。"
- "虽然智力和智识的区别多为假设而非定义，但仍可依据其常见用法的语境将两者的差异抽丝剥茧，以下几乎是全球共识： 聪明才智是一种思维优势，用于较为狭窄的、直接的、可预见的范围，它是一种可操控、可调整、始终实用的特质，是一切生物特质中最了不起、最值得赞美的。聪明才智在一个目标限定但明确的框架下工作，能迅速将无助于实现目标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抛诸脑后。最后，它在全世界应用广泛，日常即可得见，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头脑都为其倾心。 另一方面，智识是思想批判、创造和冥想的一面。智力试图掌握、操控、重组和调整，智识则是检验、沉思、怀疑、总结、批判和想象。智力对情势做出即刻反应和评估；智识判读评估结果，探寻全部情形背"
- "过去，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风格都有可能存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以激情和叛逆著称，也可以发现其他人以高雅和华丽、节俭与严苛、聪明和复杂，或耐心与智慧闻名，还有一些人大体上能够做到遵守和坚忍。关键之处就是开放与宽宏，需要这两者来包容多样的优点；如此的多样性，甚至在一个单一而相当偏狭的社会中也能发现。预言自由文化的崩溃或高等文化的消失，这种教条的、悲观的说法，也许对，也许错；但是，关于这样的预言，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们灌输的，更有可能是自怜和绝望，而非抵抗的意愿，也不是充分利用人的创造性活力的信心。当然，在现代环境下，选择的途径有可能正在关闭，主宰未来文化"
- "这个问题就是，教育过程并没有成为让前代人与后代人紧密联系的纽带，它反而在他们之间构筑起了额外的屏障，还给父母辈平添了强烈的痛苦。在稳定的社会阶级中，父母和孩子前后都在相同的学校里接受教育，这通常能给他们带来一致的经验。但是，在美国，有几百万上中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几近文盲；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的上大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仅仅只有中等教育水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孩子的教育过程对于父母来说，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威胁。这就让人们迫切想要给教育的质量和范围设置一个所谓的上限。父母通常都希望他们的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具备社会和职业方面的优势，但他们又希望，与此同时，大学给他们灌输的那些文化志向，不要远离生养他"
- "各教派分支都在争取的这些人，过去并没有宗教信仰，对教义或是圣餐仪式也没有特定看法。所以争取他们并不需要靠特定教义或是仪式。基督教最初成立时，宣教者所散发出的情感与热忱才是最有用的。奋兴派就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传统派则失败了。宗教情感上的振奋取代了严谨的仪规与对教理的认知。对于单纯的人，要用单纯的道理打动，激昂催促的牧师不对听众讲烦琐的教义，只讲最简单的选项：到底要天堂还是地狱？救赎系乎选择：罪人应该选择宗教，而不是宗教来选择罪人。因此只要是能让人皈依宗教的方法，就是好的。作为努力不懈拯救人的牧师，德怀特·L. 穆迪（Dwight L.Moody）曾说：“你如何使人信上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
- "芬尼的奋兴布道虽曾经过精心策划，但是没有借助太多的工具。而穆迪则依赖了一个有力的机制。[54]首先是派人取得地方牧师对他们布道的邀请，然后就是大力进行广告宣传，包括海报与报纸（报纸的宣传竟然是放在娱乐版）。因为连最大的教堂也容不下参加布道的听众，所以必须借用体育馆或是大型演讲厅，如果没有这些场所，他们就临时盖一个。布道结束后，再把这些临时盖出来的场所变卖出去，换取现金。穆迪在波士顿修建的布道场花了三万两千美元，而为了解决布道的支出（在大城市做系列布道的花费从在纽约的三万美元到在伦敦的十四万美元不等），他成立了财务委员会，透过委员会可吸收一些地方企业家的捐款。穆迪不只依赖中小企业家的捐款，还有大"
- "疏离可能是坚持某些艺术价值或是政治信念的必然后果，如果我们明白此点，就很容易得到疏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样的结论，但这是个错误的逻辑，就如同我们知道天才通常有怪脾气，所以误以为只要我们培养出怪脾气，就自然会显现出天才的气质一般。当然，没有人会笨到宣称，如果某个年轻作家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沉迷赌博，就会有跟这位大作家一样的才华。但只要上述的错误假设一直埋藏在潜意识里，我们就真的会误以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怪异人格或风格，就无法尽情表现才华。同样地，我们有时也会误认为，只要是怒斥世事，就都算是知识分子式的批判。当然，严肃的观察家一定会避免这样的混淆，但无疑地，这种迷思已成为一般人对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最强"
- "很遗憾，在教育这样的实践领域，重要的事情通常不是对哲学或信条的奉献精神，而是某些在试图管理教育时浮现出的、与重点和尺度有关的问题；而从一整套理念里，很难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什么尺度。例如，新教育的早期代言人要求说，儿童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并不太容易说明，尊重应该止于何处，而矫情的敬意又从哪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