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出版时间
1985-01-01
ISBN
9789576381546
评分
★★★★★
书籍介绍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和中国近代史，着重于大众史、大众文化和社会礼俗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南方的农业变化与农业经济》《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大众文化》及《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合著)等。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比较政治等，著有《中国的民主》《中国政治变迁之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的战略》等。
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早年专注中古中国士族研究，近年关注明清大众文化研究，著有《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景观与祭祀：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仪式基础》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深入剖析晚期帝制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面貌，揭示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娱乐之间的张力。书中指出，尽管存在自上而下的文化整合努力，但民间文学中勇于行动的女主人公形象，实则是对传统家庭道德束缚的反抗，展现了底层社会独立的精神诉求。
- 详细探讨神祇信仰的政治化过程，以天后崇拜为例，展示官府如何通过列入祀典、加封赐匾将民间神收编，而民间又如何将官方神明改造以符合自身诉求。这种双向互动揭示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在文化象征层面的博弈与妥协。
- 批判性地反思‘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划分，指出晚期帝制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复杂的文化层级。书中强调，乡绅阶层在沟通上下、化民成俗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同时也揭示了20世纪革命导致的文化割裂与社会固化问题。
适合谁读
- 适合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及宗教史感兴趣的研究者与学者。本书提供了大量关于明清时期民间信仰、戏曲演出及大众文学的一手分析与理论反思，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及文化变迁的深层机制。
- 适合对海外汉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读者。书中收录的论文展示了西方学者如何运用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分析中国历史材料，特别是关于‘标准化神明’等经典研究，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范式参考。
- 适合希望了解中国大众文化起源与演变的普通读者。虽然学术性强，但书中关于民间故事、戏曲伦理及社会习俗的讨论，能让人窥见古代中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娱乐方式及道德观念，具有极高的历史认知价值。
读前提醒
- 请注意本书出版于1985年，部分观点可能已过时，但其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仍具启发性。读者应批判性地看待书中关于‘乡绅和谐’等论述，结合后续研究进行反思，避免简单接受其结论，而应关注其分析框架。
- 书中涉及大量专业术语及复杂的社会学理论，如‘道德资本’、‘文化层级’等，阅读时需耐心梳理逻辑。建议重点阅读华琛关于神明标准化、田仲一成关于戏曲等经典篇章，这些内容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必读文献。
- 不要将本书视为单纯的历史事实记录，而应视为学术思想的对话场域。书中不同作者对同一现象可能有不同解读，读者应关注这些分歧背后的学术立场差异，从而培养独立判断能力，理解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研究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经典之作，尽管年代久远，但其核心观点如神明标准化、民间文学分析等仍被广泛引用。许多读者表示，书中部分论文如华琛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生命力，跨越时代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作为早期论文集，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部分观点需结合当代研究进行修正。读者提醒，书中对晚期帝制社会的描述可能存在美化倾向，需警惕其意识形态偏见，保持批判性阅读态度。
- 读者反馈显示，书中关于民间信仰、戏曲伦理及社会控制的内容极具洞察力，揭示了官方与民间在文化层面的复杂互动。尽管部分章节晦涩难懂，但整体而言，本书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整合机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在人们心中一档节庆演出是为某个特定神明或是数位神明所奉献的现场演出，所以通常不出售门票。演出场合一般是每年为庆祝一位庙神的所谓诞辰而举行的庆典，每年阴历七月为“饿鬼”所举办的仪式，以及不太经常却按期举办的道家打醮仪式。广东话通常将节庆演出称为神功戏（字面意思是“敬神戏曲”），如此便清楚地证明，演戏是在这种场合向神明所做奉献的一部分（社会意义上最重要，当然也最昂贵的一部分）。"
- "出身巨富的上层阶级妇女们很可能购买印制精美但是内容粗浅的话本和道德手册，这个现象往往使文学史家们颇为迷惑。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如何就我的经验而言，中国真正的民间文学，其标志之一是勇于行动的女主人公，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是听命于人，而是正好相反，她奋力抗争，反对传统家庭道德的束缚。"
- "村民们没有提到其他小说，尤其没提到那些以广东家乡为背景的故事。"
- "当然顺理成章的是，正因为中国戏曲的情节重复概括中国历史和文学传统的一般库存，所以不同戏曲一再重复中国伦理道德的主题，情节毫无例外地追随忠勇和奸恶的划分。而且，通过将行为准则表现在舞台上，通过人物角色加以展示，观众或是认同他们或是同他们拉开距离；同只是口述或仅仅阅读相比，戏曲对观众的影响几乎肯定更为强烈。"
- "关于天后传说的很多口述版本含蓄地强调，她除了庇护在海上讨生活的男人，还同自梳女和其她未婚女性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例如，在一些叙事中，她拒绝结婚，因成为卦师或巫神而引人注目。一个台湾的口述版本说她自愿绝食而死。新界的几个妇女坚持对我说，天后宁愿自杀也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同一个老头成亲。戴闻达（Duyvendak）在对天后崇拜的研究中委地暗示说，天后传说的其他文本可能将自杀视为一种死亡方式。他指出，在死亡之后，这位女神出现时经常身穿红衣。虽然戴闻达并没有做出解释，但是在中国的乡民社会中，身着红袍的女性魂灵的出现明确地象征自杀。有时无法继续忍耐的女人们身穿红色婚袍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手段使死者的魂灵"
- "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复界之后，沿海的定居者们才将天后奉为社会稳定安宁的象征。我们已经见到，由于在海上经商的商人们和朝廷使臣的推崇，对这位女神的祭拜使她拥有了如此神力。在新界的地主们所修建的众多天后庙中，没有证据指出任何一座建干迁界之前。正如我所指出的，香港地区有祭拜天后的早期庙字，但是主要是渔民和同水上人做生意的商人们掌管这些庙宇；清代以前的天后庙同大族“无关”。"
- "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图窃不成”……“甘为情死”等字样。填塞纸面，千篇一律……观其论说，非“西学原出中国考”，则“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也。辗转抄袭，读之唯恐卧。"
- "可以将中国大众文化后来的历史视为对这个双重遗产的继续发展。一方面是有关大众文化的严肃意识形态，寻求依据“人民”来重新界定民族，贯彻群众教育，通过自上而下扶持的文化来提升人民。这个遗产贯穿于五四运动和延安时期，体现在对“无产阶级文学”和“群众教育”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与这个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的是没那么严肃，但可能是更广泛流传的大众文化和文学遗产，是转移读者注意力的逃避主义娱乐。五四时期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将这个派别指责为“传统”或是“因循守旧”。公认对后一遗产争议更多，更难评价；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这个流派直接导致20世纪前10年和20年代都市通俗小说中“鸳鸯蝴"
用户评论
华琛那篇简直必读精品。
《明清民间文化》【在David Johnson“中华帝国晚期的组织、阶层和意识”一文中（PP34-72）拟造一种表现文化程度的层级格式：将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地位氛围三个等级，因而配出九种可能，虽流于机械化，但意图捕捉中国文化观念的复杂与自觉。主要是针对“大、小传统”的反思；柏士隐提出“moral capital”】
对我来说，田仲一成、华德英和华琛的三篇论文都是必读。
thoughtful and still relevant
开头结尾读了。。。
还记得当年初次读到standardization的震撼，Watson真的就是我的学术偶像了
收录了好多重要的文章，每次读都有新的发见～
晚期帝制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整合的、富有流动性的社会，乡绅阶层承担起沟通上下、化民成俗的使命；而20世纪的革命导致了文化的割裂、社会的固化，知识分子在革命党的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地对农民进行改造。一曲乡绅的赞歌——不过如果晚期帝制中国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几代人都要“用脚投票”（去革命）呢？
华琛的《神明的标准化》一文以天后信仰为例，揭示了官府如何通过列入王朝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为官府认可的神明，以及民间又是如何将王朝祀典或官府倡导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符合自身诉求的民间神。天后最初只是福建莆田县湄洲的一个普通的地方神衹，但自北宋到清中叶，她不断得到朝廷的敕封和提升，成为官方认可的神明，而天后信仰在南中国沿海地区传布，并形成一种地方传统的过程，一方面是整个南中国沿海地区的地域社会在文化上进一步整合到大传统之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标准化的神明信仰地方化的过程。国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介入地方，民间信仰由此呈现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交叉重叠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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