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触动人处，不在罗列史实，而在逼你承认：中国早在公元前就完成了'政治上的早熟'——靠官僚的智力与道德名义维系庞大帝国，却迟迟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作者由此追问：为何西欧、日本早已按商业实情主持国政，中国却长期停留在'冠冕堂皇、名下无实'的僵局？读者反馈里反复出现的，正是这种'历史观被重塑'的震撼：原来一个朝代的覆亡，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个昏君，背后是制度、技术、思想层层咬合的结构性困局。它适合那些读'正史'长大、却对'非黑即白'的叙事感到不满的人。不过也有人提醒：书中多是小文章，观点独特却不宜深究，否则一问便露馅。它更像一把钥匙，而非一份定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大历史观剖析中国政治早熟现象
- 指出缺乏数目字管理是历史症结
- 从先秦至元朝梳理制度演变脉络
读者共识
- 观点新颖，开阔历史视野
- 文字生动，阅读体验轻松
- 深刻揭示技术缺陷而非道德
精彩摘录
-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没学家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
-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1200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1600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11至13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198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
- "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如画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而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
-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
-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6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
- "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
-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orthodoxy）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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