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中國近丗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ISBN：9789570827156，作者：余英時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代表作有《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戴震与章学诚》、《士与中国文化》、《论天人之际》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韦伯理想型方法，探讨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关系
- 论证宋明以来儒释道三教转向入世苦行，肯定世俗成就
- 反驳韦伯观点，指出儒家伦理同样具备推动经济动力
适合谁读
- 对思想史、经济史及宗教社会学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者
- 关注中西文化比较及韦伯理论适用性的社科爱好者
- 希望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士商关系的历史迷
读前提醒
- 建议先了解韦伯《新教伦理》核心观点，以便对照阅读
- 注意区分作者提出的“韦伯式问题”与韦伯的具体结论
- 繁体竖排版式可能影响阅读体验，需耐心适应文字布局
读者共识
- 史料详实论证有力，成功挑战韦伯关于儒家阻碍资本主义论
- 清晰揭示中国近世宗教从出世转向入世的历史演变脉络
- 虽被部分学者认为未证实必然性，但仍是该领域经典之作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新儒家重视此事世的成就，但其正统理论则不以“事”的成败为判断“理”之有无的标准。清教徒的“选民前定论”则流于以事业的成功为“德的表征”。朱子与陈亮（同父）有关王霸的争论，其中心意义即在于此。陈傅良在《答陈同父》第一书中曾对双方的论点有极扼要的说明，其言曰：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 有适成，何为有德；事有偶济，何必又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清教徒的观点便有些近于“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是它与新儒家伦理的另一重要分歧之点。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陈亮的观点虽未能取得正统"
- "我提出的是“韦伯式”的问题，而不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研究的具体问题。……“韦伯式的问题”是指《新教伦理》一书处理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问题。……这一创见的背后当然隐含了一种假定，即思想本身也自有其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在客观条件的适当配合之下，思想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 "《新教伦理》的广大的影响力是来自韦伯的“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所谓理想型，最简单地说，即是通过想象力把历史上的事象及其相互关系连结为一整体。这样建立起来的理想型，其本身乃是一个乌托邦，在真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理想型超越了经验而同时又包含了经验。它本身不是历史的本相，但为历史本相提供了一种清楚的表现方式；它本身也不是一种假设，但其目的则在引导出假设的建立。我们必须先建构“理想型”，以与实际的历史经验相比较，然后才能就看出一组历史事项中的某些构成部分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理想型的建构一方面是以特殊的历史经验为对象，另一方面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核心。"
-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八七七年他在“答米开罗夫斯基书”中特别强烈地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的上面。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他的研究决不能变成一般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更不能推广为每一个民族所必经的历史道路。他最后强调，在不同的社会中，即使表面上十分相似的时间，由于历史的处境相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每一个社会的历史进化的形式都必须分别地加以研究，然后再互相比较，庶几可获得一种共同的理解线索。"
- "一个极端出世型的宗教最后竞能和一个人间性的文化传统打成一片，其间自不免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转化过程；不但中国文化本身必然因新成分的掺入向发生变化，佛教教义也不能不有相当基本的改变以求得在新环境中的成长与发展。"
- "惠能“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在当时佛教界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狮子吼。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人世便在这句话中正式透显了出来。"
- "新道教的伦理对中国民间信仰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入间完成“事业”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
- "可见新儒家正是要在新禅宗止步之地，再向前跨出一步，全幅地肯定“人伦”、“世事”足真实而非“幻妄＂。从这一点来看，新儒家在终极归趋的方面是和新禅宗处于截然相反的位置，但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论，则又是因为受到新禅宗“入世转向”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动力。"
用户评论
杜维明先生推荐给我的书
对这种破立自如的书还有什么话说呢?
亚洲四小龙神话的信仰者看到书中累积的史料，高呼原来儒释道和商业伦理关系如此密切，笑的嘴阔阔；土老板在酒桌上听见海外大师已经论证了，咱们土老板也是有德性有力量的，笑的嘴阔阔；善于充当事后诸葛亮的经院小天才read between lines，指出余先生实际上没有肯定近世宗教伦理导向商人精神的必然性，超我式的新教伦理与东亚经验之间幽明路绝，这些你们都看不出来，嘻嘻，笑的嘴阔阔。余先生看到大家都笑的嘴阔阔，估计也不免要笑的嘴阔阔。
用韦伯的方法反驳了韦伯对中国宗教的观点。新道教与新禅宗的入世转向，新儒家受到新禅宗的影响，发展出“内在超越”的彼岸世界，且儒家独特的此岸与彼岸世界的不即不离，造就了新儒家更积极的“入世做事”的精神，包括以“敬”为核心的入世做事的精神修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苦行，并在朱陆之后进一步从士大夫下沉到一般民众，有力地批驳了韦伯对儒教只有适应此世的观点。这些在宋代出现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明清商业发展和科举仕进日益艰难，士商之间互动合流，士人逐渐认可商人的治生论。随着商人知识水平和地位的提高，商人群体也逐渐发展出不亚于儒家修齐治平的商业伦理（诚信不欺）和贾道（薄利多销）。四民异业而同道，商人在明清时期不管在社会地位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已走近传统的边缘。中国的问题不在儒道，而在政治
不管余老先生怎样在序里讲自己不是拆韦伯的台，按照这本书的引用度来看，最大的价值就是拆了韦伯的台。证明“入世苦行”同样也是中国宗教的基本面相。讲的简单，但比现在的长篇大论反而到位的多。
收入《士与中国文化》，驳韦伯论，因袭思想的基本脉络，异在事实之详实
思路来源于韦伯的书，但提出了与韦伯截然不同的核心观点，余英时先生的选题眼光很到位。此书同时也是当时明清时代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有很不错的参考价值
第一篇新佛道的入世转向，第二篇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与第三篇对明清商人的研究颇有启发之处～余伯入韦伯之室操韦伯之戈而攻之😏可谓同途而殊归～
有很多有启发的观点，最重要的收获感悟余公研究方法，堪称运用韦伯理想型分析方法的典范。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