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一个人的历史，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牢骚，一个人的书。不过太多吊桥效应情节，有损文学性

直接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风格。

代一个人，很有二十世纪中国特色

破除国家的现代神话我以为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人权特别是对思想自由的确认所以来得这么艰难，正因为爱国主义这沉重的包袱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压得太重。

国家的掌权者利用拥有的权力，一旦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便不难制造这样的假象，个人面对的仿佛不再是若干掌权者，而是整个国家，或是那抽象的集体意志，并且赋于民族或人民的名义。这也是现代极权政治通常的手段。

自由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

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荣光。

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在强权政治，社会舆论，伦理道学，政党集团利益，以及时髦风尚面前，人如果还想保留自身的价值，自己的人格，精神的独立，即所谓自由，唯一的出路便是逃亡。倘这也不能做，人便只有灭亡。

作家不是社会的良心，恰如文学并非社会的镜子。
作家不必成为社会的良心，因为社会的良心早已过剩。
他最对自己负责。

人被环境，机会和条件限定只能充当社会机器的一个部件。
关于正义的各种立论，政治的也好，社会的也好，都变的荒唐可笑。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个人的生存对社会的一种挑战，那怕这种挑战其实微不足道，毕竟是一个姿态。

我只有怀疑，乃至对一切价值观念普遍怀疑，唯独不怀疑生命，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存在。生命具有超乎伦理的意义，我如果还有点价值的话，也只在于这一存在，我难以容忍精神上自杀或他杀，在那自然的死亡到来之前。

沒有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