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钱基博（1887年－1957年11月30日）
字子泉，别号潜庐，中国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革命。1913年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1918年任无锡县立图书馆馆长。1920年后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1923年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该名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现苏州大学）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员。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11月30日去世。钱基博思想保守，家教甚严，钱钟书是他的儿子。
- 本书以传统文言撰写，拒绝西方文学史范式，坚持从中国本土学术脉络梳理文学流变。作者钱基博将清末民初文学严格划分为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深入剖析王闿运、章太炎等古文家与康有为、胡适等新文学家的思想根源与艺术得失，展现了独特的学术立场。
- 作者对近代作家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有极深挖掘，如将王闿运归入魏晋文范畴进行评价。书中艺术分析注重个人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且行文精粹漂亮，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文字功底，是研究近代文学转型期的重要文献。
- 书中包含大量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等历史人物的尖锐批评与政治评价，甚至涉及对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政治局势的激烈抨击。这些内容虽非纯粹文学讨论，但真实反映了作者作为遗老的政治立场与道德评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争议性。
- 适合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及思想史有深入研究需求的学者。本书独特的遗老视角和传统学术立场，为理解清末民初文化转型提供了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反面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该时期复杂的文化生态与学术争鸣。
- 适合对传统文言文写作、古典文学批评方法感兴趣的高级读者。钱基博的文言行文精粹漂亮，其批评方式承袭传统诗话、文论风格，读者需具备较高的古文阅读能力，方能领略其文字之美及其中蕴含的深厚学养与独特见解。
- 适合钱锺书、陈寅恪等民国学人研究爱好者。作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的学术观点与家学渊源对理解其子及同时代学人的思想背景至关重要。本书可作为了解民国学术家族传承及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
- 读者需警惕书中强烈的个人偏见与政治立场。作者对康梁、胡适等人的评价充满道德谴责与政治攻击，并非客观中立的学术记录。阅读时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区分文学评价与政治立场，避免将作者的个人好恶视为历史定论。
- 本书语言为纯正文言，且涉及大量典故、掌故及传统学术概念，阅读门槛极高。建议读者具备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必要时需配合注释本或相关背景资料阅读，否则难以理解其深层含义及批评逻辑，切勿因语言障碍而轻率放弃。
- 注意版本差异与内容局限。本书初版与增订版内容有异，且部分观点受时代局限，对某些作家评价可能存在失偏颇之处。读者应结合其他现代文学史著作对照阅读，以获得更全面、客观的历史认知，不可盲从书中单一观点。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虽名为文学史，实则夹杂大量政治评论与人身攻击，立场偏激，充满遗老情绪。书中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贬斥过于严厉，缺乏客观公正，被视为带有强烈个人恩怨与政治偏见的非典型文学史著作。
- 尽管立场争议极大，读者仍高度认可其学术价值与史料意义。书中保存了大量清末民初文人交游、思想动态的一手资料，对传统文学流变的梳理具有独特视角。其文言写作精美，体现了传统学术的最后辉煌，是研究近代学术转型不可替代的文献。
- 读者指出本书阅读难度极大，不仅因文言障碍，更因其中隐含的复杂历史语境与学术暗语。许多读者表示难以完全理解其深意，但承认其作为传统学术范式代表的独特地位。建议读者将其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学术标本，而非普适的文学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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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帝萧绎之于简文，其犹陈思之于魏文乎。同一雕丽，而简文之气缓散，元帝之笔警秀。简文语缛而势驽，故不矜于先鸣；元帝意警而辞秀，时卓出以偏骧。特是简文之缛而词滞，不如魏文之弱而气清；元帝之秀以警发，亦逊陈思之遒而雄出。此由世有升降，遂致气有厚薄耳。"
-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而详其文体，散朗任自然，如魏武帝临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又如太原公子，不衫不履，风神隽逸；在齐梁雕藻之中，另是一种蹊径。刘勰《文心》，句无虚散，齐梁之缛采也；钟嵘《诗品》，体任自然，魏晋之逸调也；宜约之赏勰而不赏嵘也。观约所制，体裁绮密，而嵘之作，风神朗照；盖体之疏密不同，故拒之而不与耶？"
- "大抵以诗而论：魏武父子，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而有不同。魏武感时伤乱，其辞悲凉。文帝伤逝嗟生，其气消沉。植则忧谗畏讥，其意郁结；而植以风人之比兴，发《小雅》之怨悱，体被文质，独得诗教温柔敦厚之旨。魏武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文帝力缓于辞，风骨不飞；而植则异气禀之魏武，茂彩过于难兄，兼擅父兄之美，独出冠时，足以上继古诗枚李，下开盛唐李杜。然古诗枚李，不假思索；而植则起调轶荡，喷薄以出。古诗枚李，不假烹铸；而植则使字尖颖，时时琢炼。古诗枚李，不调平仄；而植则宫羽克谐，渐露唐律。此汉魏之所以判也；然结体行气，尚不失西汉之旧。"
- "。《诗品》称：“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今诵潜诗，清微淡远，不矜左思之风力，亦异应璩之讽谕；只是自抒胸怀，朴实说理，以枯淡出腴润，含悲凉于解脱；潘岳、陆机，视之为靡；左思、刘琨，又逊其和；平淡而不为懦钝，遒亮而出以浑雅。《诗品》以曹陈王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潜则骨气不矜奇高而特为超逸；辞采不喜华茂而发之朗秀。天挺此才，以结晋代之诗局，而与陈王后先辉映。陈王华贵而发以沉郁，潜则感慨而发以高浑；粲然逸古，可谓清音独远矣。"
- "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征。——胡先骕"
- "君之热血仆所深知。然古来惟极热者，一变乃为极冷，此阴阳消长之机，贞下起元之理。纯实者甘于淡泊，遂成石隐；高明者率其胸臆，遂为异端；此中转捩，祗在几希。故持论不可过高，择术不可不慎也。——朱一新规劝康有为"
- "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自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
- "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揭平民文学四字以自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