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史学概览”，它包括历史学的历史、历史学的属性、历史研究者与研究的对象，以及历史学的学科体系等内容，编写的目的是在纵向、横向、性质、结构等方面介绍历史学科的大致状况和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史料详说”。史料之所以要“详说”，是因为历史学的史料复杂而繁多，且真伪相杂、鱼目混珠，研究者在利用它们之前，势必要对它们的状况及其属性做一番深入的辨析与评估。第三部分“史家工作”，历史学的任何一项研究，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实际的操作则是以史料搜集为开端，经过史料的鉴别、史事的考证、历史因果关系的辨析和历史意义的评说等，我们还可以同步欣赏到各个环节所产生的“考史”、“叙史”和“评史”等不同的知识产品，聆听前辈史学家的各种经验之谈。第四部分“史学方法”。历史学的方法非常多，可谓“十八般兵器”，件件不可或缺。但学科特色且经常使用的方法，则有想象推理、移情理解、归纳与演绎、历史比较、历史假设等。第五部分“学史须知”，目的是帮助读者梳理一下历史学习上的“应知应会”，这些与众不同的“应知应会”，体现了历史学习的特殊性。学习了这一章，或许能少走弯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作者简介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历史学的真相》、《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合编）、《大学中国史》（合著）等。
AI导读
编辑书评
- 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传授具体的历史知识，而在于重塑读者的历史认知框架。它敏锐地捕捉到公众对历史学最大的误解——即认为历史是客观不变的真理集合。通过剖析史料真伪、评价的主观性以及方法的多样性，张耕华成功地将历史学从“记忆学科”还原为“思维学科”。相较于同类入门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回避学科内部的矛盾与不确定性，诚实地展示了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偏见与方法局限。虽然文笔偶显冗长，理论深度不及专业专著，但对于构建现代公民的历史素养而言，它提供了一套必要的“防骗指南”，值得推荐给所有想超越八卦层面理解历史的读者。
- 作为一本导论，本书在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上做出了努力，但也暴露了明显的局限性。其优势在于旁征博引，将中外史学家的经典论述融入日常语境，使抽象理论具象化。然而，批评者指出的“空疏”并非毫无道理：书中对某些方法论的探讨停留在介绍层面，缺乏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容易让进阶读者感到隔靴搔痒。此外，结构上的松散导致阅读体验不均，前半部分的定义罗列稍显枯燥。总体而言，它是一本优秀的“敲门砖”，适合在碎片化时代帮助读者建立对历史学的敬畏心与批判意识，但若追求深度的史学哲学思考，仍需进一步研读原典。
核心看点
- 本书核心在于厘清历史学“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作者指出，史事认知追求真假对错，属科学范畴；而史事评价涉及善恶美丑及意义赋予，体现人文性。这种界定打破了将历史简单等同于客观事实记录的误区，强调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去时必然介入的主观价值判断，为理解历史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基石。
- 重点剖析史料辨析与史家工作的实操逻辑。书中不仅罗列史料类型，更通过具体案例（如秦朝三公九卿制的考证疑云、二里头遗址定性的变迁）展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史精神。它揭示了教科书中的常识往往经不起深究，引导读者从被动接受结论转向主动审视证据链，理解历史知识是如何在真伪混杂中被筛选和建构出来的。
- 系统梳理了历史学的独特方法论体系。除了传统的归纳演绎，本书着重介绍了想象推理、移情理解、历史比较等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引用钱钟书“遥体人情”及柯林伍德式的重演思想，阐释了如何通过心理代入和跨时空比较来逼近历史真相。这部分内容旨在让读者明白，历史研究不仅是文献堆砌，更是一种需要智力投入和情感共鸣的思维技艺。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其作为“最佳历史理论科普读物”的定位，认为它深入浅出地揭开了历史学的神秘面纱。许多评论提到，书中引用的阿克顿、古奇等名家名言以及钱钟书的论述极具启发性，让人意识到历史并非简单的成王败寇记录，而是一种复杂的智力活动。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被广泛称赞，认为它有效纠正了大众对历史学的浅薄认知。
- 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评价，主要争议点在于文风与实用性。一部分读者认为语言亲切、举例生动，适合入门；另一部分资深读者或专业学生则批评其行文拖沓、纠缠术语，甚至认为有“劝退”之嫌。相比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的实干风格，本书被认为更偏重纯理论阐述，有时显得空疏，缺乏那种大开大合的性情与直击痛点的犀利感。
- 关于书籍结构的共识是“虎头蛇尾”或“后劲不足”。多位读者指出，前半部分概念界定清晰，但后半部分尤其是“学史须知”章节显得啰嗦无趣，未能维持前文的精彩度。尽管如此，大家一致同意该书核心价值在于“史料详说”和“史学方法”两部分，它们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让读者看到了历史学家是如何在故纸堆中钩沉发微、构建叙事的。
精彩摘录
- "历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是什么”“为什么”，它还会涉及“有何意义”的问题，这就涉及对史事的评价。 史事的评价与史事的认知不同。史事的认知是以客观历史为蓝本，目标是求得主观的认知与客观的史事相符合，它涉及的是真与假、正与误、是与非等问题。 评价的目标是明白史事对我们的意义，它涉及的是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这就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性，这也就是历史学科比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多”出的属性。 所以，有学者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门学科。或者说，历史学的与众不同，就是它兼有了科学与人文的两种属性。"
- "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工作目标，从积极的方面说，是“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联系起来。从消极的方面说，是防止遗忘历史、“失去心灵”，防止生活“漫无目的”或“失去意义”。 具体而言，那就是： 一是阐明历史事实的真相，从隐晦曲折、若明若暗的历史信息中，钩沉发微，阐明真相，这是史学家的专长，也是史学家的责任。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秉笔直录”，这是史学家的责任。历史上的董狐、齐太史，为了记载真实的历史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后人称之为“良史”的典范，就是为此。 二是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区别，研究历史的经验及其适用范"
- "英国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曾强调：“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如果有人要我起草历史学家的‘十诫’，我将首先写道：‘不要忘记你们对读者的道义上的责任’。”"
- "假设他正在阅读狄奥多修斯法典，而且在他面前有着皇帝的某一赦令。仅仅阅读这些文字并且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懂得它们的历史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看清楚这个皇帝正在企图对付的那种局势，而且他必须看它就像皇帝看它那样。然后，他必须为他自己看出这样一种局势如何加以对付，正好像那个皇帝所处的局势就是他自己所处的一样；他必须看到各种可能的选择以及选定这种而不是另一种的理由；这样他就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着这一特殊办法时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那个皇帝的经验，而且只有在他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才对那个赦令的意义具有真正的历史知识，而不同于单纯的语言学知识。"
- "钱钟书《管锥编》：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舍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 "广义上说，历史比较法的运用与历史学一样久远。 狭义的历史比较法，是二十世纪以后产生的一个史学流派，他们强调理论化、系统化地运用比较法，强调拓宽视野，在更宽阔的背景中做比较研究。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他呼吁历史学者，“普及和完善（比较）方法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一项最为迫切的必要的任务”。 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新的比较方式：对西欧各国做平行的、相邻的、同时代的比较，对西欧和日本进行时空相隔的社会比较，被视为当代比较史学的典范。 历史比较法就目的来说，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 异中求同，可用来揭示历史的共性或同一性，它有时反映的是一种普遍性，有时反映的"
- "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写过一本《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他在书中批评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把这个国家美化为一个英雄。他说:“美国的教科书似乎告诉人们，今天的这个国家与一七八九年所创建的那个国家没什么不同，联邦政府依然是人民的公仆，易于管理，易于驾驭。教科书所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它与它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至于它的一些不太体面的事实，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回避。于是，教科书所刻画的美国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的行动者，把大多数的成功都归功于政府。”"
- "如果二○一七年时你是在读的七年级学生，历史教 科书告诉你：“夏朝的中心地区主要在今山西南部、河南 中西部一带。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朝的一座 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这里有宫殿建筑群、大型墓葬 和手工业作坊，还有平民生活区和墓葬群，反映了夏王朝 的阶级分化和等级界限。”①你需要记住的知识是:二里头 就是夏朝的一座都城遗址。 三年以后，当你进入高中一 年级，你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则告诉你:“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②这时，你就需要对三年前学过的知识进行调整，把原先记住的“就是”，改记为“可能是”。 再过几年，如果你进入了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那么授课老"
用户评论
匆匆浏览一个下午。为中学师生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