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 "道打得炮火连天，没法寄过来。总的来讲，从伯希和到马伯乐（H。Maspero），一直到戴密微（P。Demieville）先生，都是跟中国学者合作的。马伯乐是最早利用敦煌卷子做道教研究的，所以现在西方研究道教，不论在哪个国家，很多都是从法国进来的。而法国的这个源，就是从马伯乐开始的。 在法国学者里，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戴密微，非常了不起。他跟王重民先生每周定一个时间会面。王重民先生是北京图书馆派去的，跟向达一样。但他们俩的情形完全不同，向达在伦敦受到翟林奈的刁难，没看到多少东西。而王重民先生工作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书库里随便拿任何一本书。王重民先生把巴黎的东西整个过了一遍。他的着眼点是敦煌的古籍"
- "书库的中间是一个“库中之库”，里面是有轨道滑轮、可以移动的密集书架，存放过期的期刊和待处理的副本书。旁边是一间平日上锁的小房间，里面是一些属于善本的线装书和地图、绘卷等，主要是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生前收集的黄书，这些书和北大图书馆的马廉藏书一样，在研究明清小说的圈子里很有名，而高氏所藏不仅仅是小说。 （P18)"
- "在西方，编辑某位学者的生日纪念文集，是一种尊师重道的好方法。从六十岁开始，遇到五年或十年整数时，某位知名学者的同事或学生往往给他编一本纪念文集来作为祝贺。这种纪念文集常常根据被纪念者的学术研究范围确定一个主题，被邀请撰稿的人皆为其同行好友或者研究范围相同的学生，因此，这样的纪念文集就成为一个学科中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有时比一次会议的论文集还重要，因为会议不是所有被邀请的学者都能够参加的，而给著名学者的纪念文集写文章，是义不容辞的，而且也不敢掉以轻心。可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书，过去在我们北大图书馆或国图很难找到。（p32)"
- "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下，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把书送给书评作者从而产生人情稿子这种可能。因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杂志自身手中，因而此杂志所发表的书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而且杂志既不接受书评投稿，更不接受反批评。这种良好的书评制度，也使得西文杂志的书评保持了较高的信誉。我平日里最喜欢读书评，它不仅能让你了解所评之书的大致内容及其学术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书评者往往还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补充该书之不足，特"
- "如胡适在英国、法国调查敦煌卷子时，英国那个看管卷子的翟林奈（Lionel Giles）对他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翟林奈的第一篇敦煌文章刚一发表，第二年就被胡适批了一通，说他标点也不对，翻译也不对。翟林奈翻译的是敦煌卷子里的《敦煌录》，1914年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第二年，1915年，当时是一个··青年的胡适，在美国留学，就给翟林奈挑了许多错。西方人很接受书评，翟林奈马上在胡适文章发表的（p82)同时，又来了一篇重译《敦煌录》。胡适去的时候，他对胡适非常好。要是不清楚这个脉络，就不知道胡适在去参加庚子赔款会议的间歇，怎能发现那么多好东西，拿出这么好的（六祖坛经》、《神会语录》。因为翟"
- "上面是正式的图书馆的卷子，所有汉文和藏文的经卷，全都是包着包袱皮，这叫经帙。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帙子上有“摩河般若·海”，就是《摩河般若波罗密经》的那个“海号的帙子。因为中国古代藏经的制度，是用《千字文》来编号，（p89)一个号代表10至12卷。一卷是多少纸都是一样的。你们看《房山石经》，就是从卷轴本抄下来的，所以虽然上了石板，它还是一行17字，然后是多少纸一卷，最后写上这个卷用了多少纸。但也有些小经，不像现在这么标准的一卷。这个制度，一直到了封藏敦煌卷子的宋初时，都按《千字文》排。你一看《千字文》“海”字号，就知道这是《摩河般若波罗密经》四十卷本的从第11卷到第20卷那一捆，是很清楚的。斯坦因"
- "但寅恪先生的兴趣，显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以解读新出士文献为目的；也不像与他在当时有密切学术交往的钢和泰（A．von Stael-Holstein）那样，去做梵藏汉文本佛典的对勘；而是利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来解释汉译佛典的名相定义和选择去取。与其说寅格先生做的是“语文学”研究，不如说做的是“文献学”的研究。关于此点，可参看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七章的相关讨论。 但佛教文献学的根基，在佛典的语文学，正是因为寅格先生在留学期间打下了深厚的语文学基础，这有几十本季羡林先生介绍过的“学习笔记本”来证明（见《纪念陈寅格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 "不过通过《遗札》，我们还是可以对某些事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如关于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一事，早在向达告状之前，1941年12月傅斯年、李济就给刚刚从西北考察回来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写信，据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与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位的来信所指出的：“张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傅、李二位提议：“甚望其立即停止进行，俟研究妥善保存上层办法，有剥下后不致毁伤之把握时，方可以逐层为之”，“敬祈卓裁，能即电张大千先生，停止逐层剥取之计”（第二卷1190一1192页）。此信石沉大海，在此后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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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倾囊相授
再次读到学人谈学术生活的点滴，看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个字，内中无限感慨。很羡慕荣老师这样的求学之路，在国内完成学业之余，到外面的汉学世界游走一圈，汲取他国的学术养分及治学方法。学术要规范，但也要开阔之视野；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爬梳已经取得的学术成绩，方能结合一时代之新材料，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学术之路。读完又想起曾经在图文、四楼研修室读书、听讲座的美好时光，此外，再次感受到陈寅恪、季羡林等大师的魅力。热爱一项事业，为之钻研一生，真的是一件绝顶幸福之事。这幸福可以跨越那些战火纷争，直抵后人的心间，接续下去，成为无数燎原的星星之光。
《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一篇是极好的吐鲁番文书研究论著索引。
内容翔实，干货满满，最喜欢莱顿访学的四篇，全书都在授人以渔、毫无保留。ps:再强调一遍，为什么上师的微博还不结集出版？
问学路径与学术规范，诸篇均佳
特别好
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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