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

“最低限度的共有道德基础”，并且只能“后天地”被发现；在多元而基本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相对优先性的排序，而是人们自由地选择个人排序；人类具有与他人产生共感（empathize）的能力，它们使那些拥有它们的人能够作为人类的成员来互相认可和交流；基本的善不可还原，而工具性的善则是从基本的善当中推导出来，或者可以被还原为基本的善；生存具有理所当然的优越性；对道德优越性的认可来自经验观察而非形而上学；最低限度的人权是人的合宜性的门槛，并且会随着人类选择的改变而逐渐发展；核心人权的要求是互相兼容的；主流的合宜性观念在一代一代变化中，任何主流的合宜性标准都会比自由民主的正义要求得更少，而伯林最想捍卫的就是这种要求较少的标准

在中西方都政治正确也是不容易

民族主义这篇居然是陈来写的，而评论人是姚大力…评论里从伯林的否定性论证手法一直黑到自由民族主义没有完整自洽逻辑体系，最终兜回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我真的好想看当时的会议录像，当年评论完该多么诡异的情景

柏林-赫尔岑

其实是中国搞了个以塞亚伯林大会。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居功自傲”和鸡同鸭讲。西方学者研究得细致，中国学者有本土意识。整体都还不错。刘东似乎对台湾学者有微言。继续读柏林。

只看了里面的几篇（钱永祥、刘东、陈来、应奇这四篇）也没怎么看明白。但是又的确是我伯林入门的启蒙教材。粗粗翻过大多没记住，就记住前言里面有个“消极而不自由、低调而不民主”。 时至今日，伯林显得尤为重要（特别对于中国人），这不仅仅在于他给马克思写的传记，还在于他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深刻描绘，这个群体长期不被理解与接受，在自己的国土被迫害与放逐，在异乡也受到批评与鄙夷。当然，这和俄国知识分子心底的悖论是有关的（既有东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又有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既有被迫害者的绝望呐喊，又有长期专制养成的奴性）。 希望这是我了解伯林的开始。自由主义者的心力要来自哪里，或许，伯林的多元和宽容能给我些许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