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简介：

本书通过前所未有的对管理学文献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构方式，揭示了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语言发展了新的工作实践，以及更为成功和隐蔽的剥削形式。本书认为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仰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衰落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重新赋予了重要性。

导读：

本书对现代社会作了有力而全面的阐述，并发展了针对现代社会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

——《社会学评论》

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当代经典。

——《政治研究评论》

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这一代人被资本主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深深地沉醉其中，并会给左派的复兴提供新的武器。

——法国《自由》杂志

英文版序

1994—2003

自从我们组织起工作规划并在五年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所以，或许值得简要描述一下本书形成时期的一些特征。我们为了应对近期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理论定位的各项决策，实际上可以通过追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法国学术与政治形势的某些因素来加以阐明。

论及资本主义

第一个特征听来相当简单（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却并非不重要），就是说：除了少数所谓老式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濒危物种”）以外，实际上没有人再谈论资本主义了。这个词语干脆从政治家、工会工作者、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语汇中被剔除了，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家，他们早已把它从历史上遗忘了。在这方面，特别惊人的是（只举一例），原先猛烈攻击“资本权势”的政治生态学话语，似乎已遗忘了破坏自然资源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之间的关系，而这在十年前还是很明显的。如果说英语世界的作者们（特别是美国人）还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话，那无疑是因为，这个词语在他们的学术和政治文化中——与我们在这些方面相比——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较少，所以，旧世界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宁可忘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则是到处都在谈论着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个突出的对比。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法国社会学谈论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谈论资本主义是由不同程度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由于阿尔都塞主义导致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主要的范式。这种范式有时显示为“回归本源”，旨在恢复纯正的马克思的思想；有时则把自身嫁接到其他传统和作者身上——特别是，一方面是涂尔干和韦伯，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这些不同的“学派”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双重野心，其矛盾性质总是未被理论说明，甚至未被承认。一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激活社会的实证主义观和历史的科学主义观（社会由“结构”所构成，被“法律”所占据，受摆脱社会行动者意识的“力量”所驱动；而历史本身所遵循的进程并不直接依靠受制于它的人类意志）。另一方面，它们设法与这些年间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充当其批判先锋。根据这种概念，社会学必须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

现在，以我们看来，这种双重导向违背了价值问题，特别是道德价值和理想。因为它旨在探究行动者的意识，并揭开他们无法掌控的结构、法律和力量。科学方法可以把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意识形态”来处理，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概念，可以把它们作为力量对比的一种虚伪外壳（总是不说明为什么需要这种面具）。相反，批判的激情预设，用以批判现实的理想是可以相对比的。

同样的自相矛盾也发生在行动方面。对历史结构、法律和力量的强调，往往会缩小有意识行动的作用。事物就是如此。可是，如果不相信它可以用于扭转人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本身有助于改变事物进程而走向进一步“解放”的话，那么批判态度就变得没有意义。在皮埃尔·布迪厄阐述的统治社会学中，这种紧张是特别明显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要揭示一种“机制”，通过它来实施作为铁律的普遍“统治”，而与此同时又力求推进为摆脱外部势力和外部干预的个人解放的工作。但是，说到底，如果一切关系都可归纳为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而这又是“社会的”秩序中所固有的一种“规律”；那么，用义愤批判之辞来揭露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昆虫学家不带感情地套用它们来研究蚂蚁社会。

面对这些疑难，而且处在抗议运动消退和马克思主义衰落的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们在“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学会”内曾接触过）设法重新探究行动与道德价值的问题。在行动领域，问题在于寻找一种语言，使之有可能把人的行动描述为并不是去实现结构所铭记的潜力，或者去执行一项既定的计划（说到底，就是不认为真有所谓行动的事），而是因为它们预设，决定与冒险都是按照人们自身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来采取的。在道德价值领域，问题则是认真对待人们所声称遵行的规范原则与理想，而不是把它们归结为仅仅是意识形态伪装或虚假认识的表述。最后，这些思潮的目的在于提出社会秩序问题及其“实现”方式（这是所有社会学都无法避开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先验地归结为行动者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相互影响。

恢复批判的前景并未偏离这项事业。如果同意（且那是可信的）批判会预设规范的支承点，那么，要对行动者提出的批判加以认真对待，就有必要把规范的迫切需要设置为批判指向的目标。所以，对行动者声称遵行的价值不加关注的批判性社会学，必须被批判的社会学所取代。这里也必须说清，这种做法并不是要把批判束之高阁，而是相反，要使它的基础更为坚实。这种经由批判的社会学的迂回，具有启发式的意图，而不是一种政治谋划。

强调行动和道德价值的80年代社会学，往往导向实用地分析人们在具体环境中进行的行动、正当性和批判，提出行动者为“完成”或“构建”某种“社会性”而实行的措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达成和巩固协议，批评现有的安排，等等。这种分析已经被谴责为，一方面忽视力量对比而提出社会和平观，另一方面把自己禁锢在服从于观察的微观环境描述，而忽视在更广领域内实现的进程，它包罗多种行动者且是长期的进程。作出这样谴责的，往往是一些仍然信从（虽然通常是含蓄地信从）接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社会学家。

这适用于谈论“资本主义”，它从我们刚才简要描述的社会学思潮中消失了。“资本主义”从70年代主要概念的地位上跌落，已经沦落到低下的地位，成为一个有点粗鄙的诅咒，因为它含有许多社会学家们希望忘却的马克思主义词语，而且也因为它涉及某些无法通过观察具体环境来立即看清和描述的过于“庞大的”事物。

再过十五年，我们仍然会问：社会学能否真的不去提及长期以来掌握的重要实体，而不牺牲它可能对当今的许多说明。设法描述各种具体环境状况的社会学，以及人们在其中构建这些安排的方式，显然可以激励对社会结构的各种“修复”。这要由工作“参与者”或社会“工程师”日复一日地进行，但却不可能帮助构建更广大的集体项目——从一开始就构成社会学一部分使命的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只字不提资本主义，同时还对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的变化感到某种惊讶，这些变化是不能被忽视的。由于缺乏宏观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力求在全面“变异”与影响日常生活主要方面的局部转变之间进行协调。前者往往是经济或技术必然性的习语，或者甚至是生物学进化论的术语；后者包括工作条件、失业、生命周期、收入、不平等、教育、感情和家庭生活，等等。这些联系根本不是以某种方式作为体系建立起来或至少组织起来的。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社会阶级”一词上。从1950年至1980年，这个词语在欧洲社会学中突然消失，即便不平等的种种新形式在80年代不断增多。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是肉眼可见的，欧洲人曾对美国大都市中比比皆是的无家可归者颇感惊愕，而现在却惊讶和焦虑地发现他们自己的城镇也同样充斥着这样的人了。但是，他们并未严肃地正视，这种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进驻他们熟悉的公共空间。这就是一个不同主题——“排斥”——流行起来的来龙去脉，其意图至少在理论上是要调和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信社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际消失，认为他们会被“庞大的中产阶级”所取代；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城市中心区沦为贫民窟的确确实实的现实。

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上花费的力气。我们设法构建一个框架，使之有可能把基于批判性社会学的观点，同来自实用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前者指的是有能力在很长时期影响大量人群的超个人实体（特别是资本主义）；后者则遵循批判的社会学的纲领，强调行动及激励有意识行动的规范性需求（特别是批判措施）。我们感到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去，但并不抛弃实用社会学的贡献：本书就是作为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我们特别使用了在《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它突出了人们在日常环境中进行的批判和正当的行动，并提供一般惯例和等价形式，可以对正当性和批判给以合法性。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有限环境中逐个地描述批判行动，而是要突出在资本主义动力下批判所起的作用，并且构建一个规范的变化。

本书是以1965年至1995年为中心，因为这个时期特别有利于这样的研究。初始时期（1965—1975）以一场紧张的批判运动为标志，恰好又逢一场资本主义危机；而在随后阶段（1975—1990），批判却同时顺从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和复兴。这种复兴最终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规范支承点逐渐构建起来，那就是《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新“城市”的意思。

在更为实际的方面，我们的意图是：一方面，描绘一幅使发生的变化更易理解的图景；另一方面，用同样的图式来说明解释上的缺陷，特别是批判的沉默，这看上去是我们所处时期的主要特点。

研究批判和进行批判

在批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性社会学，使它和资本主义的老题目相混合，这是我们的野心。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分析对象来从事这一研究项目呢？由于缺乏社会批判而出现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特点，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起一种双重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批判在历史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作用，这项工作是基于更一般的标准变化模型，我们工作的主要理论目标之一就是建构这种模型。第二，我们设法把它移置到一个宏观社会环境，把它与《论正当性》一书中的理论框架相比较，从而加深各种相对而言不可调和的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和批判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碰到构成本书主旨的一种区别：社会批判与我们称之为艺术批判之间的区别。前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史相关联且强调剥削；后者来自知识界与艺术界，特别是19世纪巴黎豪放不羁的艺术家，这种批判把资本主义领域的非人性化作为其特定目标。这样做，我们并不会幼稚地意识不到，由于环境所迫，我们的工作在描述方面会带有政治的一面。再者，不管愿不愿意，一切事业（例如19世纪小说的事例）岂不都是这样吗？它们的目的就是创作一幅“社会”图景（假定那是一种描绘，尽管其意图是“自然主义的”描绘，但也总是一种说明），由此打开了判断的可能性。

我们仍然有责任澄清我们所要恢复的那种批判，以及我们作为“批判者”（而不是简单的“批判分析者”）的地位。首先，社会学分析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要表明我们分析的实际含意时，我们特意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