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

《经典译林:茶花女》主要内容简介：古往今来，描绘妓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唯独《茶花女》获得了世界声誉，在亿万读者中流传。这部小说自一八四八年发表后，即获得巨大成功。小仲马于一八五二年将其改编成剧本上演，再次引起轰动，人人交口称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于一八五三年把它改编成歌剧，歌剧《茶花女》风靡一时，流行欧美，乃至世界各国，成为世界著名歌剧之一。《茶花女》的影响由此进一步扩大。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三者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饶有兴味的是，《茶花女》在我国是第一部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于一八九八年译出这本小说，以《茶花女遗事》为名发表，开创了近代的翻译文学史。林纾选取了《茶花女》作为第一部译作发表，绝不是偶然的。这至少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末，《茶花女》在欧美各国已获得盛誉，使千千万万读者和观众一掬同情之泪。这一传奇色彩极浓的作品不仅以情动人，而且篇幅不大，完全适合不懂外文的林纾介绍到中国来。况且，描写妓女的小说和戏曲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似乎没有一部写得如此声情并茂，人物内心的感情抒发得如此充沛奔放，对读者的感染力如此之强，因此，《茶花女》的翻译也必然会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魅力和效果。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本小说在我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亚历山大·小仲马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当公务员时与一女裁缝所生的私生子。《茶花女》是小仲马的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小说所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人间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宽容与尊重，体现了人性的爱，这种思想感情引起人们的共鸣，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

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同《茶花女》的产生有直接关系。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基度山恩仇记》、《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大仲马尚未成名，他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秘书，同时写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她已经三十岁，但大仲马只有二十一岁，两人来往密切。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马诞生，但是孩子出生登记册上“没有父亲姓名”。大仲马给儿子起了名，不过直到一八三一年才承认小仲马。小仲马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据他后来回忆，大仲马在房里写作，小仲马由于长牙不舒服，大叫大嚷；大仲马提起孩子，扔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母亲把孩子保护起来，才使小仲马少受许多打骂，后来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母爱就是女人的爱国心。”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大仲马承认儿子之后，由法院判决，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他的同学们辱骂他为私生子，洗衣女工的儿子，有受人供养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黑人面孔（按：他的曾祖母是黑人，他本人皮肤黝黑，头发卷曲，有黑人特征），一文不名，等等。不过，由于大仲马的原因，他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和文人聚集的咖啡馆，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名人。耳濡目染，培养了小仲马的文学兴趣，这对他后来选择的道路不无影响。 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颇有微词。可是，大仲马幽默地说：“他真心实意地嘲笑我，但他也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们不时地发生争吵：那一天，我买了一头小牛，我把他养肥了。”大仲马的言传身教对小仲马还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一八四二年起，他脱离父亲，过起独立的生活。他寻找情妇，追逐姑娘。一天，他看到一个神秘的女郎，她一身穿白，头戴意大利草帽，地点是在离沃德维尔剧场不远的交易所广场上。她的名字叫玛丽·迪普莱西，真名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自由不羁的态度，她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八四四年的一个晚上，小仲马又在杂耍剧院遇到她，她由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着。很快小仲马就成为她的情人，他为她负上了债。在小仲马成年那一天，他的债务高达五万法郎，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尤其他没有任何接受遗产的机会。一八四五年夏天，小仲马和玛丽·迪普莱西发生争吵，断绝了来往。玛丽找上了李斯特。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埋头创作，由大仲马出资发表了诗集《青春之罪》，在这之前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四个女人和一只鹦鹉的故事》。一八四六年二月，玛丽·迪普莱西到伦敦，秘密嫁给德·佩雷戈伯爵，但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得不到巴登－巴登去疗养。而大仲马父子则到西班牙的加地斯去旅行。玛丽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病逝于巴黎，时年二十三岁。德·斯塔凯贝格伯爵和德· 佩雷戈伯爵给她扶灵，送到蒙马特尔公墓，她的棺柩上撒满了茶花。二月十日，小仲马在南方的马赛得知了噩耗。他回来以后躲在圣日耳曼的白马客栈里，花了一个月的工夫，一气写成了《茶花女》。无疑，玛丽·迪普莱西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由于这部小说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此后的三年中，小仲马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十来部小说，其中有：《塞尔旺医生》（１８４９）、《塞查丽娜》（１８４９）、《棕红头发的特里斯唐》（１８５０）、《缪斯泰尔摄政》（１８５０）、《百合女神》（１８５１）等，都没有得到期待的反响。在他父亲的熟人的建议下，他转向了戏剧。他首先将《茶花女》改编成剧本，但是当时的内政部长认为此剧太不道德，禁止上演。经过一番斡旋，一八五二年二月十日，《茶花女》获准上演。大仲马此时流亡在布鲁塞尔，小仲马给他发去报喜的电报：“巨大成功，以致我以为看到了你的一部作品的首演。”大仲马欣喜地复电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后来，有人问起大仲马是否参与了《茶花女》的写作，他仍然诙谐地回答说：“当然罗，我创造了作者。”《茶花女》被认为是开创了“风俗剧”。小仲马随后写出了《半上流社会》（１８５５）、《金钱问题》（１８５７）、《私生子》（１８５８）、《挥霍的父亲》（１８５９）。小仲马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他的剧作虽然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批判得不够深刻，但多少触及到一些社会弊病，因此他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然而，小仲马的地位还是与《茶花女》紧密相连。亨利·巴塔伊认为：“茶花女将是我们的世纪之女，就像玛侬是十八世纪之女一样（（转自《茶花女》第３４７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左拉指出：“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欢节……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左拉：《接受小仲马先生入学士院的演说词》，《文学材料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巴黎沙邦蒂埃图书馆出版，一九二六年。））。”龚古尔在日记中写道：“小仲马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擅长向读者谈论缝纫工场的女工头、妓女、有劣迹阶层的男女：他是他们的诗人，他用的是他们理解的语言，把他们心中的老生常谈理想化（（《茶花女》第３４９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连列夫·托尔斯泰也十分欣赏小仲马：“小仲马先生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对过去和现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如此，他进行观察、思索，他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作家词典》第二卷第７０页，罗贝－拉封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上述作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小仲马的人生态度，作品内容和艺术倾向，这些方面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茶花女》中。 小仲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作出深刻的揭露，《茶花女》也不以批判深刻而见长。法国评论家雅克·沃特兰从两方面分析了《茶花女》的成功奥秘，他指出：一、“这部小说如此突出的反响，必须同时从一个女子肖像的真实和一个男子爱情的逼真中，寻找深刻的根由；”二、“这位小说家通过行文的简洁和不事雕凿，获得叙述的逼真（转自《茶花女》第３４１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他的见解是十分剀切的，不过还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