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元朝的税制，“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这其中首先便涉及到南、北赋役原则的差别，“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也就是说，南方赋役是按土田征收摊派的，北方赋役则是按户口征收摊派的。南北之间长久以来文化分野从税制就可见一斑。其次是元朝的宗教，从佛抑道，道教是本土正教，具有伦理高度，一旦统治者的出身不正，比如弑君、女帝、异族，都会启用佛教意识形态。忽必烈打击道教，焚毁经藏，连道教圣地四圣延祥观与龙翔宫，都被藏传佛教杨琏真迦所抢占，改建佛寺。这个杨琏真迦甚至还盗掘南宋皇陵，用宋理宗的头骨作为法器。最后是元朝的海贸，海运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天妃被官方和民间尊为海运的保护神。书中还重点提到了泉州-高丽路线，高丽地区还流传名为《老乞达》的汉文教科书。

多为论述、考证文章，基本上显示了陈先生学术方向的转变和广泛。<《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 >的考证工夫尤其精彩。

有元一代，天妃庙宇遍及沿海各地，元朝政府叠加天妃封号，举行隆重祭典。总之，在元代，天妃崇拜是很兴盛的。 元代天妃崇拜的兴盛，与海道漕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公认的。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在华北...

四圣延祥观为南宋宫廷所建，在江南道观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入元以后，忽必烈以张留孙主观事。张留孙是江南正一道的重要人物。正一道以江西龙虎山为基地，其领袖张姓世代相袭。元灭南宋以前，正一道领袖已与忽...

胡祗谲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地方官，他这篇文字很重要，帮助我们弄清了如下问题：（1）根据元朝政府规定的格例，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军户地在四顷以上纳地税，四顷之内免，民户只纳丁粮。这和上面我...

以上几种情况，交代的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占居民大多数的民户应该缴纳什么税，记载却是含糊不清的。太宗丙申年（1236）的规定，既说“验民户成丁之数”收税，则应是民户负担丁税。可是接着又说：“或验其牛具之...

以上几种情况，交代的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占居民大多数的民户应该缴纳什么税，记载却是含糊不清的。太宗丙申年（1236）的规定，既说“验民户成丁之数”收税，则应是民户负担丁税。可是接着又说：“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则民户纳的应为地税（以牛具计数，是按地征税的变种）。上面两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下文还有一段：“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这两句话常被人们引用作为元代北方税粮的原则。但只要认真一想，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少”和“多”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又怎么办？像这样奇怪的没有统一标准的税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行得通。
    《元史·食货志》是根据元代政书《经世大典》节录而成的。《经世大典》早已散佚②，无法窥见原文。我们只能根据元代其他记载，对北方民户的税粮负担问题，作一些探索。
    元末，危素曾不止一次谈到南、北赋役原则的差别。他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又说：“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③南方赋役是按土田征收摊派的，北方赋役则是按户口征收摊派的。这是元代南、北赋役根本差异之所在（当然，这里是指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户说的）。

胡祗谲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地方官，他这篇文字很重要，帮助我们弄清了如下问题：（1）根据元朝政府规定的格例，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军户地在四顷以上纳地税，四顷之内免，民户只纳丁粮。这和上面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说明所谓“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是不正确的。（2）由于只纳丁粮的民户和只纳地税的军户（还有其他户）之间相互买卖土地，因而在征收税粮时出现了混乱和纠纷，往往同一户并纳二者。元世祖忽必烈时如此，到了后来，一定更加混乱。（3）由于格例遭到破坏，“案牍紊乱，名实混淆”，以登录案牍为主要内容的《经世大典》，肯定也是混乱的。明初《元史》的编者，都是一些南方的文人，还有一些理学家，他们对元代制度（特别是北方本来就不很清楚，对《经世大典》的文字任意删削，于是就在《元史·食货志》中留下了许多矛盾牴牾之处。

四圣延祥观为南宋宫廷所建，在江南道观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入元以后，忽必烈以张留孙主观事。张留孙是江南正一道的重要人物。正一道以江西龙虎山为基地，其领袖张姓世代相袭。元灭南宋以前，正一道领袖已与忽必烈发生联系。南宋灭亡后，正一道领袖张宗演入觐，张留孙随行。忽必烈命宗演主领江南道教，遣之南返，将留孙留在阙廷。张留孙“待诏尚方，…深契主衷”，得到忽必烈和太子真金的宠遇，其政治地位超过了正一道的领袖，也在其他道教派别的领袖之上。至元十八年（1281），就在忽必烈打击道教，焚毁经藏时，他受命主四圣观事，实则在大都遥领，足以说明四圣观作为一所道教官观的地位仍为元朝政府所承认。但过了几年，杨琏真加竟然借口它原来是佛寺加以侵占，道众逃散，而张留孙亦无可奈何。由此一事，可以看出杨琏真加当时气焰之盛，同时也反映出道教所受打击之重。情况直到忽必烈死后才发生变化，新上台的元成宗铁穆耳在尊佛的同时，对于道教放松了压制，也加以尊奉，张留孙的地位有所提高，四圣延祥观才得以易地重建。
    江淮行省榜文中提到的另一处道观龙翔官，其遭遇与四圣延祥观极为相似。龙翔宫是宋理宗以其潜邸改建的，并指定左右街都道录“为开山住持以重其地”。南宋宫廷先后拨赐了大量土田财产。人元以后，杨琏真加“崇释而抑老，以龙翔官为寿宁佛寺”。杨氏失势后，“获归土田者半”，另行择地重建。到了仁宗延祐年间，“朝廷降玺书，命天师张留公主领宫事，且世袭之”①。四圣延祥观和龙翔宫的历史反映了僧道势力的消长。应该指出的是，忽必烈死后，道教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居佛教之下。终元之世，佛在道前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尽管杨琏真加已经失势，政府也宣布了他强占道观的罪行，但是四圣延祥观和龙翔宫只能易地重行修建，其原址已改为佛寺，仍然无法收回。杨氏对江南道教的打击，影响是很深远的。

有元一代，天妃庙宇遍及沿海各地，元朝政府叠加天妃封号，举行隆重祭典。总之，在元代，天妃崇拜是很兴盛的。
    元代天妃崇拜的兴盛，与海道漕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公认的。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在华北平原，北方粮食产量低下，每年必须由江南经海道运输大批粮食到直沽，再转运到大都，元朝的统治才能维持下去。“内自王宫戚里之卫士百执事，外至都邑之兵戍编户，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岁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忧喜休戚之分。”励可以说，海运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天妃被官方和民间尊为海运的保护神，沿着海运航线，从江浙到成山⑧
以至直沽的天妃庙，主要是适应海运需要建立的。官方的种种祭典，也是围绕着海运举行的，“京师臣民，仰食东南。转输孔艰，栗栗巨浸。岁恒无虞，神功实大”。“神佑国家，食我京邑。漕舟岁发，卜吉于兹”。这些祝文中的字句，都道出了天妃崇拜与海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至正九年秋，海道粮舶毕达京师，皇上嘉天妃之灵”，于是命张翥，彰实，“遍礼祠所”。便是表示天妃崇拜与漕运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⑧。
    但应该指出的是，元代天妃崇拜的兴盛，和海外交通的发展亦有密切的关系。元朝政府尊称天妃，始于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已见前述。而元代开创海道漕运，始于至元十九年。首次粮船于二十年二月到达直沽。这一年冬天，忽必烈下决心命朱清、张瑄组织海运。因此，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元朝政府关心的是海外贸易（见前），而不是海运。在至元十五年或十八年加封天妃，只能是为了适应开展海外贸易的需要。况且，福建一地没有海运的任务，而这一带历来与海外诸国多有往来，福建各处的天妃庙宇，显然也是为了保佑当地百姓到海外谋生而设立的，本文第一部分还提到，海南在元代出现了若干天妃庙宇。海南是我国通向南海诸国的门户，海南天妃庙与国内海道漕运更不会有什么关系，应是海外交通发展的结果。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航海事业大发展的时...

陈高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