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刻意与一种熟悉的叙事保持距离：它不满足于把天津写成一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民族主义戏剧。读者翻开后会发现，义和团的锣声如何被水火会借作召集群众的暗号、电车如何从交通工具变成引爆「公愤」的政治导火索，这些细节之所以抓人，正因为作者拒绝简单站队。他既质疑「近代世界体系」的包摄，也警惕把「传统」本质化，而是让外来压力与本地秩序彼此纠缠、共同塑形。对真正厌倦了单向度教材、想看清「近代」究竟如何在一座城市里被拼凑出来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思辨密度；但若期待范式突破或生动章节，或许会略感失望。
作者简介
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中年学者，曾在南开大学进修，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座。
译者万鲁建，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天津城市史、租界侨民史，著有《近代天津日本侨民研究》、《津沽漫记：日本人笔下的天津》（编译）、《华北之殇》（合著）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从团练到巡警，剖析天津社会管理的近代化转型
- 通过电车与抵制运动，揭示市民政治参与及国民意识
- 超越西方冲击论，探讨传统与现代互动下的城市统合
读者共识
- 视角独特，细致呈现了天津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 叙事平实严谨，虽无范式突破，但史料扎实且具启发性
- 部分章节略显平淡，但整体为理解清末都市提供了新维度
精彩摘录
- "本书的视角：都市与近代性 《天津政俗沿革记》（王守恂撰）是一部私人撰写的地方志，总览了截至清末的天津概况。该书的序（1938）如此概括天津的历史： 天津地处偏僻，昔非冲要。自与海外列国通商以后，于此为往来出入之门户。轮楫交驰，冠裳骈集，遂蔚然成一巨埠。而时局之推迁代谢，亦因以千奇百变，每出寻常想象之外，方诸往迹，迥不相同。故一切政治风俗，势皆不得不改弦更张，以随机而应务矣！若夫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在王守恂看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变迁与之前的时代截然不同，天津正是在此变化中迎来了繁荣，字里行间流露出自"
- "我们很难基于某种单一的根本原因来说明历史的变化。既然如此，所谓历史研究，归根结底应该是每位研究者都尝试用自己的视角和切入点来梳理复杂现象，并以此洞察人类社会。 有鉴于此，本书将把清末天津的若干「崭新」社会情况视为近代性，通过关注这些新情况来考察清末城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历史变迁。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支撑政治或统治、行政的价值观。我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一成不变。本书想要尝试的正是理解各种随时代而变的现象（当然，最终结果也可能是指出某些方面其实并未发生改变）。 具体而言，本书将主要关注四点：政治参与和公共性、社会管理的进展、国民意识的深化和归属意识的重组、启蒙和民众文化。这些要素其"
- "为什么会出现相似的趋势？首先，理念化了的「西洋近代」已经被视为一种世界标准。西欧和北美被这一理念牵引实现了社会变革，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在类似的理念下（这当然是以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及军事优势为前提）朝着相似的方向迈进。我们当然需要铭记，是以军事优势为主要因素的殖民地化将近代性扩散到了整个世界。然而，就中国而言（与印度等以殖民地身份体验了近代的地区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近代性并非仅仅来自欧美和倭奴殖民主义的暴力性强加，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迫包含了近代性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性。 之所以要说「类似的趋势」，是因为我认为各个地区迈进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各地的差异不仅来自「传统」这个初期条件的不同，还源于近代"
- "社会管理的进展 城市的发展自然会形成相对较大的人口密度，管理大量人口、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因此不可或缺。古代城市当然也需要这样的工作，但近代国家的统治机构开始强化对居民的管控，这使城市的社会统制越发必要。 众所周知，18～19世纪的西欧借统计来把握人口，完善了警察制度，通过救贫政策捕捉游民，确立了卫生管理和医院制度，监禁并惩治罪犯和精神病人，通过重整家族理念推进社会统合，确立了适合工厂制度的劳动纪律。理应把上述社会控制的强化看作近代性的一部分，并且应该注意到，这些政策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先在城市中被视为必要的。 对近代社会控制方面的强调，不同于从市民自治到民主制的观察视角。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魏斐德"
- "政治参与和公共性 回顾有关城市历史的研究史便会发现，自古至今，已有大量研究从市民社会的根基这一视角来考察城市的历史。欧洲史自不待言，很多中国史学者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魅力。在思考城市与近代性时，首先应该举出的论点是从城市政治结构的历史中寻求近代民主主义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将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团体意识视作孕育西欧近代社会特质的基础，对此给予特别关注。 此类研究的出发点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城市研究。韦伯明确指出了中国城市与西欧城市的不同之处。 根本没有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行会、汉莎、同业公会（Gerenwart Gilden, Hanse"
-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明确批判了上述这些普遍看法。他详细研究了19世纪的汉口，证实了在那个时代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实际上扩大了自治领域。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发了近代中国是否曾有过市民社会（civil soc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争论，中国学者纷纷积极回应。不过，这次争论虽然帮助我们发现了很多颇有意义的问题，但争论的半数内容是关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是否适当及是否可以应用于中国，并且各位研究者在把中国与西欧进行对比时，脑海中预设的早期近代西欧像也不尽相同。因此，这次争论似乎并没有使清末的历史图景变得比以前更为明晰。我基本上赞同罗威廉对于清末城市实质性自治进展"
- "有鉴于此，本书希望如此理解城市公共性的展开：随着新闻业、商会等逐渐加入地方政治结构，自称「公」的发言主体和政治主体也逐渐增加，一边呈现复杂的聚合离散状态，另一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之所以如此定义，在我看来，多种政见以比从前时代更为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激烈的政治流动性和严重的政治对立——这些正是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特征。随着地方自治等制度性背景的成立和世态的流动，对某一具体城市的运营或家国天下的未来抱有关心并积极发言、行动的现象变得容易发生，也被视为必要。相比于预先设定好的市民社会论或理念上的议会政治观，上述研究视角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义地洞察政治自由与民主主义。 本书也非常关注立足地"
- "国民意识的深化与归属意识的重组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叙述大多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为了与这种民族主义史观相对化，近年来出现了冲破一国史框架、着眼于国际性契机和地域史的研究角度。 在此过程中，新的问题浮现出来——民族主义是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形成的？对民族主义的不同定义，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 例如，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广东三元里抗英军事行动，以往研究的评价就有很大不同。范文澜认为这是一场人民出于爱国义愤而讨伐侵略者的运动，主张此次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起源。魏斐德则认为「这不是民族主义」，指出时人并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a strong s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目录
用户评论
“19世纪下半叶以降，天津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即进入我们通常所称的“近代”。本书通过分析华北港口城市天津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希望从城市中发现近代性并明确捕捉这种近代性的具体样貌。本书从民众的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进展、市民的国民意识及民众文化四个方面展开，既试图寻找中国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演进的共性，又尝试揭示天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展示和发展出的特性。”无聊，写哪个城市都写成这样框架。
日本学者改写自其博士论文，讲天津的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若干侧面。总体而言，中规中矩，未有范式上的大突破或者特别「有意思」的章节。其中讲清末「电车政治」的一张，读来还比较有趣，不过似乎比例稍逊，也未及有更深入的发掘。
90年代末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论著。相当一部分章节在与90年代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话，质疑罗威廉、冉枚烁等学者关于城市地方主义、市民自治等论点。例如认为团练与罗威廉所说的地方主义没有关系，关键还是绅士希望借此获得国家的荣誉和声望；又如在地方上本地实力人士的“义举”和官僚的“善政”是互为补充的，其出发点并非自治而是对人伦的维护等等。一些章节亦不乏作者的新见，例如认为将巡警局设立在城隍庙中，有一种以“文明”的近代制度取代“野蛮”的民间信仰统御社会秩序的味道；再如认为捐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收钱；还有指出自治组织标榜代表普遍利益，利用“民意”来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主体性等等。值得学习之处在于对中、英、日的研究梳理得彻底且能灵活对话，不乏理论视野，隐隐中确有岸本的影响在。
书评任务1
本书作者从市民自治、公众体系近代化和民族主义影响等几个方面，展现了天津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政府、传统社会、城市居民和现代化进程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以及随后形成的全新改变。而作为在晚晴到民国受现代化影响最深的城市，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和现代的竞合，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天津曾经所遇到的巨大城市发展机遇，当然可能也是天津再也不会出现的，那只属于历史与曾经的绝响。
每一章的结构都清晰明了，且严格按照预设的思路展开。感受到一些强迫症人士的执着。
文字浅显，主题鲜明。天津开埠，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壬子兵变。近代的天津科普历史，距今刚百年有余，理解了这段历史，也就多一个维度看懂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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