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宋代（960-1276）的《尚书》学。为历史地理解经典阐释的成因及意指，本书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宋代纷繁的《尚书》阐释形态，进而试图管窥儒家经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展开方式。首先，本书聚焦宋代士大夫、士人的《尚书》阐释，剖析他们是如何将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寄予各自的阐释之中；通过再现阐释过程和凸显阐释者的主体性，说明宋代《尚书》学并非经典研究的客观之学，其与前代阐释之间无论同抑或异的关系，均不适宜仅在单纯由阐释构成的脉络中理解和表述。其次，本书以专题的形式，展现《尚书》学之于两宋变法、中兴、灾异论和理学等重大政治实践、思想主题的回应与贡献，说明《尚书》在宋代普遍被视作“君主之轨范”，而《尚书》阐释多是种种因应时事又不乏思想渊源和逻辑性、创新性的“君主论”。宋代《尚书》学研究，应当突破过去受文献辨伪、哲学史等研究范式的影响，更多地揭示其作为政治实践及其背后的思想逻辑的面向与价值。
刘力耘，女，1988年生，陕西榆林人。2006-201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史。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第十一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奖，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突破传统经学研究范式，拒绝将宋代《尚书》学视为单纯的文献考据或哲学思辨，而是将其置于两宋政治实践与思想变迁的宏大语境中。作者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经典阐释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士大夫基于现实政治判断、理想图景及行动指向的主观建构，旨在管窥儒家经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真实展开方式。
- 深入剖析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尚书》阐释参与熙宁新政、高孝中兴等重大政治事件。书中详细论证了《尚书》在宋代被普遍视为“君主之轨范”，士大夫通过阐释经文，将现实政治诉求包装为经典教义，形成因应时事且具逻辑性的“君主论”。这种研究视角揭示了经典文本如何被转化为政治话语，以及士人如何通过经学干预现实政治，体现了学术与权力的复杂互动。
- 系统梳理灾异论与理学化解释在《尚书》学中的演变。作者指出，灾异生成的常数说与应对的灾异说实为一体，士大夫坚信修德修政可消复灾变。同时，详细考证“十六字心传”如何从普通经文转变为理学道统核心，展示经典解释性理化的过程。这些内容纠正了以往认为事应说必然衰落的错误观点，揭示了天理观与政治伦理的深层结合，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适合谁读
- 适合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思想史及经学史有深入研究兴趣的学者与研究生。本书要求读者具备扎实的宋史基础，熟悉两宋政治变革、理学发展及《尚书》相关文献。对于希望突破传统经学史研究框架，探索经典阐释与政治实践互动关系的学术研究者而言，本书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方法论示范和详实的个案分析，是了解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重要参考。
- 适合对儒家经典在历史中如何被诠释、利用及转化感兴趣的读者。书中展示了《尚书》如何从一部古老经典变为宋代政治斗争和道德教化的工具，揭示了文本背后的权力博弈与意识形态建构。对于关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经典解释学以及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的读者，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案例，有助于理解经典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力及其社会功能。
- 适合对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政治伦理及灾异观念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书中关于士大夫如何通过灾异论谏君、如何通过理学化解释构建道统等内容，展现了宋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思想困境。虽然学术性强，但其对历史人物动机、政治伦理及社会思潮的剖析，能为读者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的复杂实践提供深刻洞察，满足对深层历史逻辑的求知欲。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门槛较高，涉及大量宋代经学文献、政治史料及理学概念。读者需耐心阅读，切勿因术语晦涩而放弃。建议结合宋代历史背景，如王安石变法、南宋中兴等事件，理解士大夫阐释《尚书》的现实动机。书中对“复仇论”“灾异论”“十六字”的讨论逻辑严密，需仔细梳理作者如何论证经典解释与政治立场的关联，避免断章取义，以免误解作者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
- 请注意区分作者的研究立场与传统经学评价。本书旨在揭示历史语境中的政治实践逻辑，而非评判宋人经学的学术真伪或道德高低。读者应避免以清代汉学或现代学术标准苛求宋人，也不要将书中的政治分析简单等同于对士大夫的批判。作者强调理解阐释者的主体性与历史局限性，读者应秉持同情之理解，关注经典阐释如何反映时代问题意识，而非纠结于个别观点的争议或文献辨伪的细节。
- 书中部分章节涉及复杂的灾异理论及理学心性论，逻辑推演较为抽象。建议读者重点关注作者如何论证“事应说”与理气观的结合，以及“十六字”解释性理化的过程。若对宋代政治史不熟悉，可先阅读绪论及第一章，了解基本研究框架。对于书中引用的大量原始文献，不必逐字深究，而应把握作者提炼出的核心论点，即经典阐释如何服务于政治目的，以及这种服务背后的思想逻辑与历史约束。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宋代《尚书》学研究的力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将经学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被视为重大突破，避免了空泛的经学讨论或呆板的政治史叙述。书中对复仇论、灾异论及“十六字”的讨论被评价为精彩且具启发性，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与敏锐的问题意识。尽管部分读者指出其理论创新不足或存在个案局限，但整体仍被视为语境式研究经学史的典范之作，值得高度推荐。
- 部分读者对书中某些具体结论及论证方式提出批评，认为作者对政治话术与经文解释的距离感把握不佳，引用政争材料不够节制，导致部分结论草率。另有读者指出书中存在历史分期混乱、勘误表不全等瑕疵。然而，多数读者认为这些不足不影响本书的整体价值，其揭示的宋代《尚书》学作为政治实践面向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读者建议辩证看待书中观点，取其研究方法与视角之精华，忽略其技术性缺陷。
- 读者一致认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认为其成功展示了如何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经典阐释的政治影响。尽管有评论认为其仅为既有方法提供例证，缺乏宏大理论创新，但多数读者认为此类扎实的个案研究对于纠正以往受清代学术思想烙印的偏见至关重要。读者强调，本书有助于理解宋人经解的随意性与目的性，以及士大夫如何在特定政治情势下利用经典，这种研究视角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曾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所谓“变风俗”，就是要使“礼义廉耻之俗成”。[插图]而在范纯仁看来，王安石推行均输法，“扇好利之风”，恰是在败坏“礼义廉耻之俗”，所谓“殖货为败俗之端”。[插图]在《尚书解》中，他也表达了这一批评。范纯仁选取傅说戒殷高宗之言“无耻过作非”。关于这句经文，孔疏解释为： 耻有过误而更以言辞文饰之，望人不觉，其非弥甚，故“遂成大非”也。 意思是不要文过饰非，吝于改过，否则会酿成更大的错误，“作非”即造成大过。范纯仁的解说则不同：欲革俗而嗜好不免同俗，非耻过作非而何？ 即想要变革不好的制度或习俗，但喜好却与之相同。其中“过”与“非”不是指个"
- "《书传》是完整存留至今的北宋最后一部《尚书》学著作，对南宋前期《尚书》学的影响除批评王安石新政和新学，还有另一面向。《书传》中一些内容，在创作之时本无明显现实政治指向，却在南宋新的政治形势下被“激活”而广受关注。因所处政治形势、政见有异，士人对其或继承，或发扬，或反对，或批判，纷纷围绕这些内容展开论争。本章第一节聚焦的“复仇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 "“经学”最直接的含义，指对特定的几部儒家典籍的训解和阐释。在中国古代，这种训解和阐释赋予经典文本不间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阐释者及其时代受到经典所示价值的教化，文化传统借此得以维系和延续。与之同时，一方面，尤其针对当下言说，而非单纯记述过往，是信仰意义上的经典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阐释者处在特定的、异于经典文本指涉与产生的时空中，政治情势、时代思潮和个人的经历、思想等，共同造就特殊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因此，阐释者无法摆脱的“历史性”，不仅是发掘经典文本的阐释潜能的动力，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致使其在经典阐释中投射进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
- "在宋代，《尚书》不仅扮演君主之轨范的角色，还被视作为臣之楷模，对君臣双方均具有典范意义。《尚书》对于君主的意义在于，研读《尚书》效法圣王、掌握治道，或以之勉励臣下诫君、辅君，成为优秀的官员。《尚书》对于士大夫的意义则在于，一方面援引、阐释经文中圣王贤君的言行或贤臣所述的为君准则，为时君提供行为指南；另一方面，以《尚书》中劝诫君主的贤臣自喻，希望时君效仿听取谏言的圣王贤君，采纳自己的主张。"
- "《尚书全解》再次强调《尚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受到孔子褒奖和赞许的，并认为《文侯之命》恰恰是平王能够成为宣王一般中兴之主的证明。平王最终没能实现中兴，不是即位之初命文侯时不合格，而是“锐于始而息于中”，即没能善始善终。林之奇在注解《咸有一德》时就提出，君主没有实现中兴在于不能坚持，即“惟其德之不常、不一故也”。[插图]林之奇并未像苏轼、张九成、陈鹏飞等人一样批评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反而在坚持《尚书》为“万世法，岂容有所不取而犹存者”的前提下称颂穆王、平王，认为他们的命辞均可垂范后世。林之奇的这种阐释，或许与他的对金态度及其写作时代的政治情形、舆论环境有关。"
- "《尚书大传》言“阳盛，则吁荼万物而养之外也，阴盛，则呼吸万物而藏之内也”；郑玄注言“吁荼，气出而温；呼吸，气入而寒”。苏轼或受此启发，称阳为天地“嘘之气，温然而为湿”，证明淫雨、大水是阳盛所致。此外，“阳主德，阴主刑，德不可以独任，德过则弛”，也是当时的共识。苏轼又基于此，称阳盛缘于仁宗的宽纵态度，即“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就像“人之嘘而不能噏”。二十多年后，他仍持这种针对仁宗朝政治的批评：“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媮”即“万事惰坏”。可以说，苏轼制科策论中的灾异解读，相较他批评的《洪范传》《五行志》，有三点显著不同。其一，《五行志》中有大量“预言型”"
- "可见在天人一体的思维背景中，士大夫虽因经典所载尧汤水旱而承认水旱之灾从生成来讲可能是灾异，也可能是常数；但确信君主修德、修政可获“天”之响答或感应，从而消复灾变。灾异生成的常数说和灾异认识、应对的灾异说，看似矛盾，实为一体。南宋高宗曾言：“水旱有数，虽尧、汤不能免，艰难以来，十余年间，未尝无岁，此天佑也。”常数性质的水旱未曾发生，也被视作是“天”有意的庇佑。天的庇佑缘于人的举动得当，这表明，修德、政不仅能消复已经发生的水旱之灾，还能阻止常数性质的水旱发生。总而言之，“旱涝自是时数”并非科学认识的产物，也未能成为天人之间的离心力，反而成功融入灾异观念。包括王安石、苏轼等在内的北宋士大夫的种种灾异"
- "从本书的分析看，“事应”作为灾异意指的解读方式，可以与人格神的天谴观结合，也可以与理学化的理气观结合。因而在“天”的意涵由天谴之天向天理之天的转变中，事应说并不必然衰落，反而在南宋重新与理气观结合，形成气感类应的观念。有学者归纳唐中期至宋代的灾异论演变为：由“天谴事应”经“天谴修德”转向“天理修德”。也有学者指出唐宋灾异论的“质变”表现为天人气应相感观念取代事应说。但天人气感、事应、修德分别属于灾异生成、意指和应对三个不同的思想层面，实质上无法构成替代关系。可见在灾异论分析中，应当将灾异生成、意指和应对剥离为三个思想层面，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宋代的灾异论及其演变。"
作者简介
刘力耘，女，1988年生，陕西榆林人。2006-201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史。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第十一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奖，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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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复仇论、灾异、十六字的讨论非常精彩
经学与理学之交互，落脚点仍在时与政。三、四章讲灾异论及“十六字”，皆有启发。
本书旨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宋代各种《尚书》学著作的历史影响，熟稔两宋各位阐释者所处的文化传统、政治情势、舆论环境，阐释者的身份、经历、思想及其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等。刘力耘女史指出往往在重点阐释的部分寄托现实关怀，其着眼点是经典阐释中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的现象。宋代《尚书》学的“应世”面向，核心关切是“治道”中的君主之道。借用宋儒“明体达用”的表述，注解《尚书》并阐明圣王治道，属于“明体”，进言皇帝时以《尚书》阐释佐证其政见、以期影响政治走向，可称得上“达用”。灾异论在宋代发生质变，核心是针对君主如何正确认识、应对“天”的理论。只有加上《尚书》学，心性之学才能完成其最终的论证：其中所展现的二帝三王之心，乃是治道的核心。
突破旧有观念。有时候一看背后是余英时，有时候一看背后是新文化史。勘误表不全，有时候语言比较平淡，要是作者再多治几经就好了。他引尚书注疏都是刻本，引毛诗注疏都是整理本，不知毛诗比尚书点的还差吗
我在读宋人经解和集子的时候，总是会面对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宋人集子当中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经学材料，但在摆脱经文本身结构的束缚之后，这种解释往往会很随意，或者说有很强的目的性。其次，宋人在落实到具体问题时往往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不比清代的同质化，也不比中古材料的匮乏，因此很难用学派或体系的办法简单化问题。这本书解决了一些困惑，书中的办法把具体解说放到整个历史语境下考察，反对那种“纯粹学术”的论述努力去探求一些“有为言之”的针对性，恢复“经学就是说怪话”的优良传统，同时尽量避免过多使用用学派、师承的概念，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是，作者所选取的例子大多讨巧，事实上，本书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出在当时的政治漩涡当中，甚至本身就是官僚，那么，那些没有政治地位的人怎么解释经文，他们的怪话怎么说，其实是被遮蔽的。
将《尚书》学与当时政治生活的联系展现出来，更进一步地，将士大夫灾异论和理学中的《尚书》学进行阐释，多是作者深厚研究后所论所发，不因陈说，不可多得的诚意之作！
宋代思想史很有力度的一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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