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宋代（960-1276）的《尚书》学。为历史地理解经典阐释的成因及意指，本书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宋代纷繁的《尚书》阐释形态，进而试图管窥儒家经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展开方式。首先，本书聚焦宋代士大夫、士人的《尚书》阐释，剖析他们是如何将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寄予各自的阐释之中；通过再现阐释过程和凸显阐释者的主体性，说明宋代《尚书》学并非经典研究的客观之学，其与前代阐释之间无论同抑或异的关系，均不适宜仅在单纯由阐释构成的脉络中理解和表述。其次，本书以专题的形式，展现《尚书》学之于两宋变法、中兴、灾异论和理学等重大政治实践、思想主题的回应与贡献，说明《尚书》在宋代普遍被视作“君主之轨范”，而《尚书》阐释多是种种因应时事又不乏思想渊源和逻辑性、创新性的“君主论”。宋代《尚书》学研究，应当突破过去受文献辨伪、哲学史等研究范式的影响，更多地揭示其作为政治实践及其背后的思想逻辑的面向与价值。
刘力耘，女，1988年生，陕西榆林人。2006-201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史、经学史。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获第十一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奖，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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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复仇论、灾异、十六字的讨论非常精彩
经学与理学之交互，落脚点仍在时与政。三、四章讲灾异论及“十六字”，皆有启发。
本书旨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宋代各种《尚书》学著作的历史影响，熟稔两宋各位阐释者所处的文化传统、政治情势、舆论环境，阐释者的身份、经历、思想及其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等。刘力耘女史指出往往在重点阐释的部分寄托现实关怀，其着眼点是经典阐释中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的现象。宋代《尚书》学的“应世”面向，核心关切是“治道”中的君主之道。借用宋儒“明体达用”的表述，注解《尚书》并阐明圣王治道，属于“明体”，进言皇帝时以《尚书》阐释佐证其政见、以期影响政治走向，可称得上“达用”。灾异论在宋代发生质变，核心是针对君主如何正确认识、应对“天”的理论。只有加上《尚书》学，心性之学才能完成其最终的论证：其中所展现的二帝三王之心，乃是治道的核心。
突破旧有观念。有时候一看背后是余英时，有时候一看背后是新文化史。勘误表不全，有时候语言比较平淡，要是作者再多治几经就好了。他引尚书注疏都是刻本，引毛诗注疏都是整理本，不知毛诗比尚书点的还差吗
我在读宋人经解和集子的时候，总是会面对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宋人集子当中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经学材料，但在摆脱经文本身结构的束缚之后，这种解释往往会很随意，或者说有很强的目的性。其次，宋人在落实到具体问题时往往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不比清代的同质化，也不比中古材料的匮乏，因此很难用学派或体系的办法简单化问题。这本书解决了一些困惑，书中的办法把具体解说放到整个历史语境下考察，反对那种“纯粹学术”的论述努力去探求一些“有为言之”的针对性，恢复“经学就是说怪话”的优良传统，同时尽量避免过多使用用学派、师承的概念，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是，作者所选取的例子大多讨巧，事实上，本书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出在当时的政治漩涡当中，甚至本身就是官僚，那么，那些没有政治地位的人怎么解释经文，他们的怪话怎么说，其实是被遮蔽的。
将《尚书》学与当时政治生活的联系展现出来，更进一步地，将士大夫灾异论和理学中的《尚书》学进行阐释，多是作者深厚研究后所论所发，不因陈说，不可多得的诚意之作！
宋代思想史很有力度的一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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