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作序推荐
*对于任何一名关心法律、医学及伦理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本书都吸引力十足。——桑德拉·H.约翰逊，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健康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国内多所高校人文医学专业必读书目
☆编辑推荐：
“医生仅与自己的患者和上帝同在”，20世纪60年代后，医生心中这样美好的愿景却被拥挤的诊室所取代。在那里，患者被“陌生人”——律师、法官、立法者和学者——团团围住，甚至医生自己都难有一席之地。是什么给医学游戏带来了新规则和新玩家？是什么导致医生日渐失去自由裁量权？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解决复杂棘手的医学问题，不仅需要医学从业者还需要“陌生人”？
☆内容简介：
在曾经属于医生的私人领域中，患者开始听从陌生人的建议。而由陌生人组成的这束耀眼的聚光灯不但形塑了医学实践的外部条件，还触及了它的实质——医生在病榻之侧所做的决策。曾经在自己的王国里说一不二的医生，怎么就被迫站出来直面委员会、各式表格、大道理以及主动出击的患者了呢?本书将读者带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学实验室、诊疗室、法庭和书斋，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情绪此起彼伏的大潮中，还原一场深刻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变革。
戴维·J.罗思曼教授不仅是一位社会与医学研究者，更是一位历史学家，这也意味着他拥有“陌生人”的身份；正因此，他才能用富有同理心的笔触，围绕健康照护、法律与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作者简介：
戴维·J.罗思曼（David J. Rothm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医师学院伯纳德·舍恩伯格社会医学讲席教授、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发现庇护所》（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和《良心与便利》（Conscience and Convenience）等作品。
☆译者简介：
潘驿炜，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关注医学史上的法律和政策问题，译有《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译有《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成年人的哲学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追溯20世纪美国医学伦理变革史
- 解析律师等陌生人如何介入医患决策
- 揭示知情同意与患者权利确立过程
- 医学人文与伦理学专业学生
- 关注医患关系与医疗史读者
- 对法律与社会学交叉领域感兴趣者
- 需耐心阅读，部分章节学术性较强
- 结合二战等历史背景理解伦理转向
- 注意区分医生思维与法律思维差异
- 清晰梳理了病床决策权的演变脉络
- 翻译质量参差，部分表述略显生硬
- 内容稍显冗长，但具重要参考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吹哨人（whistle-blower），指对公权力或私人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予以调查、揭露的人"
- "临床决策最突出的特点或许就是对个案分析的极度依赖。 据我所知，医生也时常将个案分析路径代入社会与伦理问题的思考。 背景各不相同的外部人似乎更想为社会与伦理问题的决策寻得一般原则。与医学思维相反，法律思维更倾向于在个案中恪守规则，而不是寻求在规则之外解决问题，受过历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训练的人也有同样倾向。他们的目标不是解决个案，而是阐明一般现象。"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人体试验模式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科研人员与受试者之间亲密关系不再续存，研究也不具有直接 治疗作用。1941-1945年，美国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曾经的作坊式产业成为国家计划，曾经由个人零星开展、临时安排的工作如今成为紧密协调、全面覆盖、联邦资助的团队活动。此外，曾经直接施慧于受试者的医学实验，更多地被旨在造福他人的实验取代——受益者尤以前线作战的军人为典型。而且，科研人员和受试者基本互不相识，更没有共同的价值或目标。最后，或许也最重要的是，实验应当经过受试者统一的普遍共识——不论流程有多随意，或受试者的同意有多笼统——常常被凌驾于同意之上的"
- "战争环境造成了对征兵、强制兵役和作战任务等程序的依赖——新生的生活时时难免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科研活动是军事部署的一部分，于是军法也能适用于实验室。就像兵役局不必向平民取得征兵许可，科研人员也不必向受试者请求试验许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征召士兵，另一部分征召受试者，它们秉承着同样的原则。 如果以传统哲学术语表达同样的观点，就是战争最终匡扶目的论，而不是道义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信念，它让一部分人的死亡换得其他人可能的生存变得合情合理——这样的伦理标准为科研事业使用智障人士或精神病患者铺平了道路。当然，这些研究必须具备科学依据，并且已经进行过一切可行的动物实验；但满足这些标准"
- "怎样看待这些科研人员的行为？仅仅断言他们不如自己的同事讲道德或值得信赖是不够的。他们得到的支持过于强大，对科研工作的开展又不可或缺。而且究其根本，他们的声望使他们很难被贴上违背常规或离经叛道的标签。 若是把罪责全部归咎于个人野心——收获资助、得到提拔或赢得奖项，似乎就太狭隘了。 要理解科研人员和他们的同事是怎样为这些项目赋予合法性的，二战经验的影响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因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被视为例外的做法，如今渐渐成为规范。对抗疟疾、痢疾和流感的药物是衡量医学进步的标杆，而医学进步是那个年代的头等大事，临床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于是，同意和自愿参加等传统伦理观就看似不合时宜了。这一"
- "约纳斯的出发点，是横亘在求知的崇高目的和保护受试者的道德义务只见的内在冲突。他也分辨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实验室话语中，对足够样本量的需求和把人作为“被动操作对象”的隐晦降格与个人福利的激烈冲突。 事实上，同意在他看来不只是个人参与试验的正当性源泉，还是区分谁应该被要求参与试验的分级手段。 观念的变化反映出，社会思想领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转向。与集体利益相比，保护和促进个人权利如今更受关注。"
- "医生不同于科研人员，汉斯·约纳斯强调：“医生既不是社会的代理人，也无法代表医学科学……或同类疾病潜在受害者的利益。”医生唯一的大事是眼前患者的福祉。 事实上，医生共同恪守着一个强大的伦理话语传统，它源于希波克拉底并延续至今。它既是高尚、慷慨甚至英雄主义的，然而也相当保守狭隘、自私自利。医生近乎排他地划定问题并得出解决方案，让协商成为自给自足的一言堂。 古典时代以降，医学伦理学的主导者基本是执业医生，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也是它最显著的特征。 医生构想并书写的医学伦理学具有浓重的实践色彩，它不关心第一原理之辨，更注重总结格言，指导实践。"
- "他甚至赞成主动安乐死，既然另一种选择，即“自由、学识、自我支配和自负责任等人格特征全部丧失，徒劳地延长生命就是对人的道德地位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