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1980年代的文化热、激烈而频繁的思想交锋逐渐退潮,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进入到一轮以“专业化”、“自主化”为原则的、力争与西方学术体制相接轨的建制过程。这其中,固然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也发挥过具体的实践意义,但日趋严重的学术“生产”机械化、学术成果绩效化、学术交流小圈子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许多中国学者开始将追寻学术的意义本身纳入自身的日常思考和研究当中。人类学家项飙,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2018)以及《把自己作为方法》(2020)等作品中从自己的研究历程及亲历的学术变迁出发作出过探讨;而对现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过系统性思考的汪晖教授,更作为实践者(以《学人》、《读书》两种刊物为中心)参与到了19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塑。两位学者为新一辑《区域》撰写的导论《提问的自觉》,基于本辑中来自不同领域(法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学等)的9位学者的反思,回顾了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的三种问题意识(探索式的、否定式的和专业式的),并提出了三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化方法:把理论和经验历史化、注意世界的具体构成方式和重视自己的直觉。在总体性理论凋敝、学术体制高度自律的今天,提出好的问题、提出引发更多问题的问题,或将成为我们重新弥合文化与政治之间断裂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