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宋代散文研究

李贞慧

出版时间

2015-12-01

ISBN

9787516171226

评分

★★★★★

标签

文学

书籍介绍

《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以“互见”为中心,探讨这一源自于史学的书写意识,如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欧阳修运用于集部散文的写作当中,更由于苏轼、司马光等人之仿效,成为连结经注、史学与文集,以留存历史记忆,引导价值判断的重要方式。《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还以苏轼《方山子传》为例,说明宋人史学意识发达,史笔无所不在,本与史学关系密切的集部“传”,不再以“补史之阙”或以备史官采择为书写目的,出现了游走于虚实之间的“托传”。《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旨在以中国“抒情传统”、西方叙事理论为参照系统,说明中国历史叙事的特质,及其与宋代散文之关系。

《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以中国抒情传统、西方叙事传统为参照系统,说明历史叙事是中国文学中与抒情传统并行的叙事传统之主流。作者发现在唐宋文集中有大量的历史叙事,指出这是散文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特别以欧阳修为例,以“互见”为中心,探讨这一源自于史学的书写意识,被运用于散文的写作当中;继而探讨此特殊的表达方式所呈现的意义。另外,《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也留意到游走于虚实之间,以寄寓个人情志为主的“托传”,并以《方山子传》为例做了阐释。《历史敘事与宋代散文研究》经过这样的论述,宋代散文中一个一直被忽略,却很重要的面向,就被触摸到了。

李贞慧,女,1965年生,台湾台北人。毕业于台大经济系、中国文学研究所,受学于柯庆明教授门下,200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文学、中国古典散文、中国叙事学。博士论文为《苏轼“意”、“法”观与其“古文”创作发展之研究》,曾发表《<百家注分类东坡诗>评价之再商榷:以王文诰注家分类说为中心的讨论》、《典范、对位、自我书写:论苏轼集中的<和陶拟古>九首》、《苏轼诗在北宋末年的流传及其意义──以东坡诗注及宋人诗话为中心的观察》、《“文从道出”的书写实践—以朱熹“记”与北宋“记”之书写内容为讨论中心》、《由<论武王>看苏轼海外<志林>的诠释问题》等期刊论文。

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第二节“用晦”与“读者重建”:试论中国历史叙事的两项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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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作为论文集来读的话很过瘾,但从著书体例看,不收第六章东坡《方山子传》可能更好,论题会更集中。重点是“互见”,作者认为,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把司马迁的“互见”手法用于私家著述,一些碑传文不仅想成为史料,还参与并影响历史阐释和价值取向。史传vs文传,有意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而无传。…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职也。”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迁史)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多有重复
从“互见”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从政治史、文学史、创作过程等层面开展叙事文学作品的内外在结构研究,诚然是一种新颖的角度,但是,作者过于强调“互见”,忽略了“互见”的本质和成因,夸大了它的作用。以几篇文章论宋代散文,论证无力,不能以小见大。另外,病句非常多,标点也极不规范。未入门。
研究宋代文学从而试图管窥上下,作者包括序言作者会认为中国除了从诗里面来的抒情传统,还有就是在传记文、史书里面的叙事传统,因为“思想特质仍然是要改变世界”。如果不熟悉文学史的议题而单从史事本身去读,可能会觉得求之过深或云里雾里。或许好就好在求之过深,中文系才能读书,如果史料是史学根本,深解细读在当下是缺失还是普遍?史料批判、历史书写是不是文学玩剩下的?仁智互见,但总该知道文学玩什么。文史叙事是要留存历史记忆,引导价值判断,因此当书写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字很可能进入国史系统时,写作策略会否有所改变?互见成了欧阳修和苏轼的武器,李贞慧甚至认为苏轼借误读司马光来打造一套跟绍圣叙事抗衡的书写。作者也提到诗文集序拥有比碑铭更大的传记书写空间。欧阳修跨度十数年的庆历党议书写,大体相同,存于家集而读者可以互见。
我一直覺得李貞慧老師的學問「應該」是很好的,至少每次的選題都讓我眼神發亮,痛恨吾生也晚。但弔詭的是,每次都極努力、極認真地希望讀懂老師的文章,結果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只留下「這寫的都是些啥」的疑惑。
征引材料丰富,足见作者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之深。问题意识清晰,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历史叙事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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