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藏书家，一个爱书胜于自己生命的文化名人。抗战期间，他留在上海孤岛数年，为国家抢救古籍，使之不致遭受战火或流落国外，他所抢救下来的图书，其文化意义之重要性，仅次于敦煌石窟与西北汉简的出世。本书所选文章皆与“失书”有关，所谓“失书”，实为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文化之劫难，因此书名取《废纸劫》。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是一个书痴的絮语，也是普世爱书人的共同密语，更是一个民族对拯救文化之劫难的振聋发聩之语。
《废纸劫》所选郑振铎文，是作者对书、对文化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呐喊。在作者生存的特殊年代，甚至就在当下社会，“书”遭受着“废纸”般的劫难，本书为我们当下的阅读增加一种声音，再把这种声音放大，让更多的人于此书中寻到自己甚至这个民族的文化天籁。
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
——郑振铎
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
——止庵
梁文道：任何失书之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
“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甚至要说，政治容或转而清明，经济可能重新振兴，文化的损失则无以弥补。”谨以此书呼吁当今中国文化之复兴！
失书（代序）
梁文道
有一位朋友在香港搞民间书展搞了好几年。与困处室内人声鼎沸的官办大型书展不同，他喜欢在露天空旷处晒书，任一家大小如游园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绿草，所以不叫它书展，但称之为“书节”，意思很好。去年书节，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请几位读书的名人公开所藏，拿十本“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出来展示。承蒙不弃，忝列名人，于是挑了又挑，干脆凑足十一本给他。两个月后，才知道我那十一本书连同他人的藏品一并给盗去了，不余半本。朋友当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觉得无所谓，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给我一张失书名单，并保证替我一一购回。购回？我想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吧。德里达有本悼友文集，书名改得好，《死亡，每一个世界的消逝》。同样地，对于爱书人而言，每一本书的失去也都是一个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偿书之后，就更证明了我的担忧。且看柏拉图对话集之《苏格拉底的申辩》，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纪古典学名家柏奈特（John Burnet）翻译的《Euthyphro，Apology of Socrates，Crito》，英文希腊文对照。与他们替我补回的那个今人新译版根本是两回事，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适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国七十二年的台湾远东社翻印，不算什么好版本。可原书精装四册，朱红封面，是伴我成长的启蒙书，如今独遗首册，又能去哪里寻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当然买得回来，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国Folio Society精印重制，装帧雅致，插图秀美，虽非签名首版，其价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余各书若非昔年师长赠赐，就是别有故事。比如说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我在加州柏克莱一家老书店买的，那家令人难忘的老店现在已经停业了。那本周作人编的《明人小品选》，曾经塞在背包里伴我走过长江蜀道，旅次中不时翻阅辄有所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当年买它的时候，我既没听过这位大家也不知道这部名作。但在洛杉矶的阳光底下，商场喷泉反照出的彩虹旁边，我打开了它，书里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与明艳色彩不只异常地相类于身边的环境，同样地华丽，同样地虚幻；这本书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这十一部书中的折痕，字行间的画线，一切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书的失去，果然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
任何有过这种惨重损失的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废纸劫》，乃知失书有其大小，自己的珍藏尽散为小，整个文化的泉源断绝是大。正如止庵在《废纸劫》台版序文所言：“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没错，这的确是要感动的，因为这段话说明的正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传统：不忍往圣所传尽散于吾辈之手，乃有兴灭继绝之志。
伏生一介书生，以身犯险，最终虽“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这二十九篇使得齐鲁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奠定了汉儒乃至于后来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的基础。当年伏生把书藏在墙里，本是件多么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又是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些书日后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吧，他就只是凭一股感觉，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书埋在砖土之中，再看它们渐渐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后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它们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但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前人的遗产避开秦火，期诸后人，交托历史。
郑振铎先生是位大藏书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国俗文学史，编辑过的书刊不尽其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还发明了“漫画”一词。可是就像止庵兄所说的，他毕生最大的成就或许还是在抗战期间抢救文献的艰难工作。
那时候，炮火中郑先生不知失却了多少私人藏书，其中“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而他醉心的清人文集收藏竟有“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但他最介介于心的，不是数十年心血的沦亡，却是对不起古人。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不是弃笔从戎，就是写些鼓舞士气的爱国文章，一生爱书如痴的郑先生却还在念着收书藏书。眼看国家将亡，同辈友人也多不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觉得他无聊。可是郑先生一方面看见许多珍稀古籍正不断流入外人之手，觉得以后中国人竟要到了外国才看得见中国书是荒谬的奇耻；另一面则不断目睹战火之中被焚成纸片的文献飞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
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藏书计划，转而为国收书。“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一开始靠的是个人力量，和北方书商抢书，人家背后要不是财雄势大的外国图书馆，就是正在搜寻各地方志的日本人（郑先生认为这些日本人有战略的野心，目的是规划行军路线和未来的长期统治），他怎抢得过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书，也不管阮囊羞涩，硬是全部要下，“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
接着那几年里，他先是以一人之力为国救书，后来才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援，大手入市，把当时中国图书由南往北流的趋势逆转过来，尽收民间一切有价值的珍本，为文化存一丝命脉。虽有钱买书，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为避敌人耳目，有家不归，老在朋友处挂单，身上永远有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远留意街角的阴影和背后突然响起的脚步。买书，要秘密地买；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书偷运出去了，又要挂心战火会不会波及海运的路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自己的珍藏付之一炬固然可惜，但若有了更大的眼界，胸怀就不同了。
相比之下，我不见了几本书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坦白讲，对于那趁乱在书节中窃去书本的人，我反而发不出什么脾气。不是因为我觉得“雅贼”特别可以原谅，而是因为我对他有点期盼。我猜他费这番周章，应该还不至于把赃物拿去当废纸卖吧，我希望他能好好看看那些书。例如《胡适文存》，曾经启蒙过我，后来束之高阁，隐蔽蒙尘；现在在他手上，又会带给他些什么呢？就算他不看，转卖给旧书商，它也总有面对另一个读者的一线生机吧。
我曾经养过一条肥肥胖胖的可爱金鱼，叫做多多，名字的来源是《芝麻街》里Elmo的金鱼多乐希（Dorothy）。我曾经还有一幅多多的铅笔画像，夹在我喜欢的一本书里当书签，任何时候翻开都能看到多多的样子。后来，多多死了，而那张书页里的图画如今则随着书本散失在一室书堆之中，欲觅无从，不知去向，恍如一尾在海中迷路的鱼。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其实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我曾拥有，我曾读过的书，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过而已；行过，走了，无所谓完成，亦无所谓终结。藏书与藏书的失散，有时候真是不太重要的。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至于我所宝爱的那几本失书，这就叫做回归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见识与生命里，它们行过，如此而已。多多走了，重新加入这第三行星的能量循环。它的画像却还在，囚禁于一本迷路的书。我还能再见到这条鱼吗？不知道。或许未来的某天，他和夹藏他的那本书会一起释出，离开我这座小小的汐湖，游进书摊之中。甚至及我身后，他会出现在另一个读者的眼前，那人虽不知这尾鱼的来处，他却早已摆脱了名字的束缚，兀自摆尾，可爱如昔，与书同在，一起自由。
郑振铎，字西谛，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温州永嘉，原籍福建长乐，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收藏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1920年参与创办《文学周刊》、《小说月报》，后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主要著作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等，有《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卷。
- 本书核心记录郑振铎在抗战孤岛时期，以个人之力与国家抢救古籍的壮举。他面对日伪及外国势力对中华典籍的掠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保卫战”，其抢救成果的文化价值被评价为仅次于敦煌石窟与西北汉简的发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守护文明火种的决绝与担当。
- 书中深刻揭示了文化劫难比政治经济劫难更难恢复的残酷现实。作者通过描述战火中书籍化为纸灰、被迫售书换米维持生计的痛楚，控诉了战争对文化的毁灭性打击。这种对“失书”的极度痛苦与对文化遗产流失的深切忧虑，构成了全书沉重而振聋发聩的基调，警示后人文化损失无以弥补。
- 除抢救事迹外，本书还收录了大量关于古籍版本、出版史、版画史及文献整理的专业论述。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梳理中国出版界危机、文学危机及古籍整理建议，展现了其作为藏书家与学者的深厚功底。书中对《永乐大典》等文献价值的探讨，以及对盗版、粗制滥造出版物的批判，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 适合对近代文化史、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命运感兴趣的读者。本书提供了第一手史料，让读者了解在战火纷飞中，文化人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民族记忆。对于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反思战争对文明破坏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纪实作品，能引发对文化传承责任的深刻思考。
- 适合古籍收藏爱好者、图书馆从业人员及文献研究者。书中包含大量关于古籍版本鉴定、目录学、出版规范及文献保护的专业知识。郑振铎作为著名藏书家，其求书、辨书、护书的经验与心得，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参考，有助于提升读者对古籍价值的认知及保护意识。
- 适合所有爱书人及关注当下文化生态的普通读者。书中关于书籍被视作废纸、文化被扼杀的痛陈，与当下社会快餐阅读、文化断层现象形成强烈互文。读者可从中汲取对书籍的敬畏之心，反思在物质丰富时代如何避免精神荒芜，理解“书痴”对文化传承的执着与深情。
- 请注意本书由金城出版社出版，部分读者反馈存在错字、漏字等编校质量问题，如代序中引文错误。阅读时若遇语句不通或疑点，建议结合其他权威版本或原文进行核对，以免因排版错误影响对郑振铎原意的理解。但这不影响其核心史料价值与思想深度，读者应透过瑕疵关注其精神内核。
- 书中部分篇章涉及专业古籍版本知识及历史背景，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先了解抗战时期上海孤岛背景及郑振铎生平，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抢书”行为的紧迫性与危险性。对于涉及具体古籍目录、版画史等专业内容，若感枯燥可略读，重点体会作者护书之情与文化忧患意识。
- 本书情感基调沉重悲怆，充满对文化毁灭的痛惜与愤怒。阅读时需做好心理准备，感受作者在炮火中守护文明的孤独与坚韧。同时，书中对文化复兴的呼吁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读者应结合当下文化环境进行反思，避免仅将其视为历史陈迹，而应从中汲取守护文化根脉的力量与智慧。
- 读者普遍被郑振铎毁家纾难、抢救古籍的壮举深深打动，认为其精神堪比沙场喋血。书中对文化劫难的描述令人痛心疾首，激发了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尽管部分读者指出书籍编校质量差、错字多，但这并未掩盖其作为“文化战士”传记式文献的巨大价值，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了解近代文化史必读之作。
- 读者高度认同书中“文化之劫比政治经济之劫更难恢复”的观点，认为在当下文化浮躁、古籍保护仍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本书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许多读者表示，阅读后对书籍产生了更深的敬畏感，意识到每一本古籍的存世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牺牲，呼吁社会重视文化传承，拒绝文化断层与麻木。
- 部分读者指出书中关于古籍版本、出版史的专业内容极具价值，但同时也批评出版社不负责任，浪费了如此重要的选题。尽管如此，主流意见仍肯定本书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深度，认为其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读者建议，若对郑振铎生平或古籍保护感兴趣，此书值得阅读，但需容忍其出版瑕疵，并自行甄别错误。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书内有许多漏字现象。错字暂时不知。怀疑情况有二：1、盗版；2、出版社不负责任。因为该书不是畅销书，所以排除第一种情况。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出版社不负责任。金城出版社没有什么名气，但这个选题不错。可惜了，浪费了这么好的选题；今天出了质量这么差的书，更是对其名气有损。差错举例如下：代序第二页：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即以于齐鲁之间。这句根本读不通。翻原书，应是“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缺一“教”字，意思完全不能理解。同一页中，“然而就是这二十九篇使得齐鲁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很明显，“古人之”后应该还有字，没有出现。才读了个序言，就发现两个错处，这本书的整体质量可想而知。建议大家不要买金"
- "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的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像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沉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
- "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
- "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略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于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残余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 "综观我国版画发展之历程，与世界各国无殊。始于宗教之图，继资应用、教育，终乃成为纯粹之艺术品，其刻工、绘工，初本为一人，继乃为画家与刻工之合作，终则刻、绘之工复集于一身。惟诸国与挽近数十年方完成其发展之路径者，我国则已于三百年前几完成之。而遭时不幸，中原板荡，艺苑根芽，摧残殆尽。刻工日趋倒流，不复能厕身艺林。独任后进者勇晋不已，亦可慨矣！然植根深厚，复兴之兆已见。继今有作，可卜其必能别辟新途，大弘前徽也。 兹书所集版画，自唐宋以来，凡千七百幅，肯足反映千年来之生活实相，社会变迁。凡民间之起居衣食，上自屋宇之演变，衣冠之更易，下至饮撰娱乐好尚之不同，皆皎然有可征者。"
- "就因为这部书编得那么乱，那么草率，反而保存了无数的古代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在内。无数的宋元人的诗文，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都因为这个缘故，而得大量的被收罗在内。恐怕当时编纂的时候，是见书必收的。当时所依据的，主要的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来，尽有许多书是超出于这《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的阔大，见解相当的“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好些最可宝贵的民间的文学作品。古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泾河龙”是被收在“梦”字内的；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是全部被收在“辽”字内的。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
- "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亡。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抄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