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时段，包含着多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因其与现实密切关联，而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代史研究一向是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自193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及开展相关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其间有关研究成果数量丰硕，涉及的主题包括了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成绩斐然。19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过去深藏不露的档案文献的开放，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及学术潮流的衍变，随着学术交流的广泛进行和研究的深入及认知的变化，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亦在不断发展、深化、创新，成果迭出。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促进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共同研究，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约请大陆及海峡对岸的台湾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同仁共同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其后，该项计划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其研究宗旨为：
1、以专题研究的框架，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尤其着重展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个案解读、历史诠释等方面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注重其学术性与前沿性。
2、面向学界同行，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新特点。同时，亦考虑到大学本科以上学生及社会大众读者的学习需要和阅读兴趣，力求有更广大的读者面。
3、在注重学界过往比较重视的政治、经济、外交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体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向，在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等方面，亦有充分的写作与讨论空间。
4、各章节以专题和专论为中心，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感而发，内容详略得当，文字通畅可读，书后附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
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特性，以及本研究计划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具有或同或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历，我们不要求以同一视角和话语系统从事研究与写作，而是充分尊重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学术见解与表述方式，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在自由讨论切磋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实事求是为本，既凸显学术共识，又保留表述差异，最终形成在中国近代史各个不同论述主题之下的异彩纷呈的学术研究精品。
参加本研究计划的学者共有57位，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每位学者就其所擅长之研究主题各撰写一章。北京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统筹主持研究计划，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时任所长黄克武研究员在联络台湾学者参与研究并提出撰写意见方面贡献良多。王建朗、黄克武研究员慨允共同主编本书并为序。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完成出版，是两岸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良好开端，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未来两岸合作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我们期待两岸学者有更多的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诠释，留下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印迹！
王建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专业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复兴枢纽》、《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华民国史·外交志》、《中国近代通史》第9卷《抗日战争》等，自1985-2012年以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新中国成立初年英国关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分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四、五届优秀成果奖。
黄克武，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
- 两岸学者合著，呈现民国史研究前沿成果
- 上卷按时间通史叙述，下卷分专题深入探讨
- 涵盖政治、军事、外交及社会经济多领域
- 对民国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历史爱好者
- 需要查阅近代史资料的高校师生
- 希望了解两岸学界观点差异的研究者
- 各章由不同专家独立撰写，风格不一
- 部分章节为作者专著简述，建议延伸阅读
- 章节间缺乏连贯时间线，需自行梳理脉络
- 适合作为教学工具书或入门导读参考
-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章节略显堆砌
- 引入台湾学者视角，提供多元历史解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百年公案应予澄清！无论是在《南京条约》还是《虎门条约》的交涉中，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议约代表都从未答允过香港与内地的自由贸易权。条款的多出内容是中方一贯立场的表述；多出内容在条约谈判时就已为英方知晓，从国际法来看，根本不存在“诈欺”。外人对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实在说来，要弄清上面的问题不能说困难。耐人寻味的是，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武力恫吓，威逼利诱，利用语言障碍擅自添加内容，玩弄文字伎俩，正是侵略者的惯行手法。为什么有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却抓住一项条款大作文章，时至今日，类似种种对中国的诬指仍在西方流布，追溯根源，无非是对曾被奴役者持不公平心态的作祟，殖民主义已是过去之事，但对这种心态的彻底"
- "保甲制的源头可追溯到商鞅在秦所推行的新法——什伍连坐法。此后，封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保甲制度，时至宋代它已形成以保、大保、都保三级分层的连坐“伍保法”，以株连的方式强制地使平民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平监视，以达到有效的社会控制。清承明制，在顺治元年（1644）就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凡保甲之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保甲制度通过株连互保责任连带的组织系统，力求达到“是以能制一人，以制千百人能使一家以致治于千百家……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亦足以制一乡一邑”的目的。因而，清王朝着力于保甲制度的组织结构建设，严"
- "宗族制度在清代已发展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曾任江西巡抚的陈宏谋说：“直省中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宗族组织是乡村社会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拥有的强固的内部凝聚力，是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宗族组织的民众化在清代是较为普遍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单姓或主姓村落，就极为典型地展露了“聚族而居”的社会文化特征。然而，控制宗族成员的却是族长或族正而不是保甲长。族长拥有的权力远比保甲长的权力要宽泛得多，他不仅主持宗族祭祀和掌管族众的目常生活，而且还是族众的法律仲裁者。“民有争执之事，先经本系族正、房长暨村正与村之贤"
- "不过，单从组织形式及其地域性特征来看，团练的“组织规模与官僚政治的区划如保甲、里甲的组织规模相对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行政的和自然的协助单位的混淆和逐渐融合”。但是，其差异和特征却显然不同：（1）保甲重在清理户ロ，防范盗、奸；团练重在防御、抵制暴力侵袭。（2）保甲具法律性，行于全国，属于官僚政治的行政体系；团练具自发性，多由地方绅士主持，并未在全国强制推行，属于社会自助。（3）保甲之法“贵分”，通过分而形成连坐的“互保”；团练“贵合”，通过“合团”而动员村社形成抵御外敌的“合力”。（4）保甲控制权操诸中央，以牵制绅权；团练之权则操诸绅士，以制衡保甲。 从保甲到团练的根本性变化，实质上表现为绅士阶"
- "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 士绅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使团练组织向着多方面综合职能方向发展，时至清末，团练已成为具有征税、地方治安、民兵征募等职能的行政机构。在广西，“绅士设（团）局，声威赫然，生杀之权，操之个人，地方官不敢过问，故人称团局为“第一重衙门”。由团练而引发的近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一系列变动，不论其变动形式与特征如何复杂多样，它的历史走向及其结局却是：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
- "科举制度或封闭型社会流动，除了其明确的官僚选拔作用外，它的隐形作用就是使96%左右的绅土“沉淀”下来，形成封建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力量。流动中的“社会沉淀”基本以生监为主，他们构成地方绅士的主体，并以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成为基本社区的控制力量。"
- "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一个诸因素相关甚密的系统。处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心的士绅阶层的流动和“沉淀”，对传统社会结构本身起着重要的稳定和平 衡作用。 第一，士绅阶层的形成和存在，为封建社会的官僚队伍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科举之士一般在30多岁步入仕途，60-70岁告老还乡，其流动速度和幅度都较大。这既能保证官僚成员每年有一次较大的流动，造成官场中部分新人涌人，又因其补充和流动的新人比例不是很大，而使官员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旧交替，使社会政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流动态势。此外，绅士阶层的存在也为退出官场的“富贵者”提供了荣归的社会场所。“绅出为官，官退为绅”，官、绅两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和不同社会角色"
-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 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