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 - [日]宫崎市定 著](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9787508683140.jpg)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本书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泰斗代表作，作者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宫崎市定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结起来，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编辑推荐：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借大家之眼，重新发现宋代。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影响了欧美近代人事制度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
名人推荐：
作为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学生和继承人，宫崎市定教授在《东洋的近世》中发展恩师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并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入手，完善了理论的基础，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中去验证和讨论。
——[加]蒲立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东洋的近世》在其刊行之初，是充满争论的读物。然而今天，这部书无疑可以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历史概说书来阅读，同时可以充满信心地加以引用。
——[日]砺波护（京都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与西亚、欧洲等地相互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发掘出了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并确定其历史地位。
——[日]增渊龙夫（一桥大学教授）
宫崎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他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
——张广达（台北“中研院”院士）
宫崎市定通过《东洋的近世》等书完善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理论，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
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可以说，宫崎市定不仅是其老师内藤唐宋变革说的继承者，更是师说的发展者、保卫者。他的贡献受到了整个学界的充分肯定，以至于西方学界或将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称之为内藤—宫崎说。
——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纵贯东西，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张学锋（南京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先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砺波护，日本东洋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专门研究三国至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代表作有《隋唐佛教国家》《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等。
- 提出宋代即中国近世，比欧洲早三百年
- 揭示宋代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都市特征
- 以世界史视野对比中西近世社会演变
- 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海外汉学及京都学派史学观点的学者
- 希望从全球视野理解中国历史进程的读者
- 需厘清作者对近世与近代概念的严格区分
- 本书为论文集，部分经济史章节略显枯燥
- 建议结合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背景阅读
- 史观虽有争议，但宏观叙事视野开阔高远
- 文笔清晰流畅，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
- 作为史学史经典，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因社会的不安定而乘机掀起暴乱的事件，有不少是以这种秘密结社为基础的。相对来说，穷困到极点的农民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社会制度而蜂起的暴动，则比想象的要少得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不是随着某种道理向前行进的，而是随着力量的变动而变动的。似乎最有可能掀起暴动的农民，却经常温顺如猫，从来都没有具备过掀起暴动的力量，反而是那些善于利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自身暧昧的第三阶层，时常作为暴动的主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农民之所以加入到暴乱之中去，很多都是因为其他暴乱令土地荒废，无奈之下被卷进去的，主动掀起暴乱的事例反而很少。"
- "南宋初期著名政论家叶水心，他的观点是：以天子为核心的政府，原本必须履行保障小民生存的义务。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疏忽了这个义务，而代替天子担负起养育小民的实际上是富民。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无田的人，把钱借给无钱的人，让他们从事耕作维持生存。有了富民这样的大客户，城市中上自工商业者下至优伶才能得以为生。遇上政府急需经费，能够集资提供的也是富民。富民代替天子养育人民已非一朝一夕，富民积累财产最终也是为了社会。若细心观察，他们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体力劳动者，所以，责备富民蓄财是不合情理的。而当今的俗吏仇视富人，动辄打击富人的兼并，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
- "这样一来，如果农村因为过于疲敝而陷入生产困顿，而生产困顿又将导致社会混乱之际，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尝试实施以公平负担为目标的新政策，或展开对私有土地的调查，但他们每次都会收到所谓的舆论的反对，穷于进退。宋代王安石的新法和明代张居正的土地丈量，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其结果，社会的大势就是这样盲目地向前滑行，不到终点，无法停止。"
- "这种政策，法国的波旁（ Bourbon）王朝也曾经施行过，令国民大受其苦，大革命爆发以后被废除。然而，中国自唐中期以后，其间虽有宽严之差，但食盐专卖千余年间一直是国库的大宗收入，即使进入民国以后，盐税课征如故，这实在令人惊异。而且税率极高，即使在政府对食盐的生产销售控制得比较弛缓的时期，专卖价格也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以上"
- "交通在历史上的意义，本来就不止于把两者联系结合在起。交通不是一种仪式，不是将二见浦的夫妇石用七五三绳连起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把世界上的人类看成是同一种有机的生物，这样或许更加恰当。这种生物在世界各处都能扎根，在处吸收到的养分，可以马上循环到别的地方。在东洋所吸取的养分，结集到了欧洲，在这里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动力。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个养分一定会再度成为新的活力，渗透到整个世界，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
- "然而，在思考历史时，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一个个框架所東缚。这一个个框架，往往并没有什么学问上的依据，但却被人们不明就里地视为真理，被看成是无须再通过事实加以证明的公理。事实上，只要它是一个公理，就等于已经告诉人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然而，人们却往往会觉得历史上的公理独此家。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可以无限扩展，覆盖整个地球，研究的题目也数不胜数，因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可以身处这个框架内，埋头追求那些微细的因果关系，但却无法跳出这个框架，对框架本身做出反省。然而，历史学家真正的责任，或许更应该检讨那些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给人们造成诸多先入为主看法的各种条条框框。交通是历史研究中公认的一种框架，"
- "所谓人们切身感受到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更好过，明年是否会比今年过得更好。把时间放得更长一些来看，就是子辈孙辈是否觉得自己比父辈祖辈的日子过得更好。人们感受到的经济现象，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问题。如果不能与当时的人感同身受，就称不上是有人情味的历史。"
- "所谓古代的乐观，较之人们的命运，更多地论及人们的使命，儒家经典就是如此。即便是《诗》三百，悲哀的诗在数量也高于欢乐的诗。不过在《诗经》的时代，人们的善意能够创造个人与社会的幸福，这至少不失人类本该有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