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们忏悔》由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本书。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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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声：
再不道歉就迟了……
那时，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焚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途径。
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
今天，我们“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我们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大声地说：
对不起！我们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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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文革”参与者首次袒露心声，直面曾经的罪错，触碰一代人最痛的记忆；复归失落的人性，还原最真实的国家历史；
2. 超越“左右之争”，共同面对民族悲剧，52位知识精英倾力襄助，历时5年倾力打造；
3. 一场文革个人忏悔的接力——2014年“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几十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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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
《我们忏悔》由王克明、宋小明主编，钱理群、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王克明，文化学者。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等。
- 亲历者直面文革罪错，公开道歉
- 还原历史细节，反思群体狂热
- 探讨体制与人性之恶的关联
- 关注中国现代史与文革反思者
- 对人性、体制与社会心理感兴趣
- 希望从亲历者视角理解历史者
- 文章质量参差不齐，部分重复
- 需辩证看待忏悔的真诚度与局限
- 注意区分个人反思与制度批判
- 史料价值高，但部分作者避重就轻
- 吴思、钱理群等篇章最具思想深度
- 反思历史悲剧，警惕人性之恶重演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
-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 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 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
-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
- "“文革”是全民参与的国家民族的灾难，是一场由国家主要掌权者越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利用人民对个人的拥戴，操纵宣传喉舌，带领全民展开的夺权混战。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造反有理”的堂皇口号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四旧立四新”、“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派联合起来像走资派夺权”等口号的指引下，群众运动对某些领导者任意宣布的革命对象和不同观点的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以此获取重组权力机构。而被“文革”抬举得无限崇高的“群众运动”方式，则表现着它对个人崇拜的痴迷、从众、无序、随意、任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使无序的群众成为某些人夺取权力而践踏人权的主体力量。而群众"
- "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人格形成的奠基阶段，也是心理及人格建设的过程。我的社会化过程是在“敌对思维”、“仇恨至上”、“暴力崇拜”的素质教育、情感教育中完成的，并且为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的“英雄话语”所裹挟，很“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则运动中的一切具有天然不可质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这种思维惯性其实浸淫很深。今日反观内省，日渐清晰这一生态链条的形成与生长。 这种思维特征以及性格特征，带着时代划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转化为某种“戾气”，依旧影响着我的判断与思考。从这种“病态素养”逐渐回归到爱、宽容、尊重并体悟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常识理性上，"
-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腾。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