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之前，多数人期待读到一位豪放词人的传奇轶事；合上之后，留下的却是一个在荒诞处境里保持清醒的复杂灵魂。作者朱刚以乌台诗案为枢纽，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苏轼因诗获罪，又以诗自救，而真正支撑他走过贬谪的，并非意志上的“不屈服”，而是身处逆境仍能“清明在躬”——不被怨愤搅乱心神、不被偏见俘获认识。书中对“雪泥鸿爪”“拣尽寒枝”等意象的细读，把苏轼从被动的飘零者，读成具有主体自觉、对栖身之地有所选择的人。它不靠八卦割韭菜，也不做鸡汤式抚慰，而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为想真正理解苏轼而非消费苏轼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克制的、有分量的打开方式。
作者简介
朱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宋代文学，注重探讨宋代道学与文学思想之关系、宋代党争与文学流派之关系。出版有《苏轼评传》（合著）、《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宋代禅僧诗辑考》、《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苏轼苏辙研究》等学术专著。与王水照教授共同主编《新宋学》，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目前已出版七辑。在复旦大学开设有“苏轼精读”“中国文学传统”“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十讲串联苏轼生平，重构其生命历程
- 剖析乌台诗案真相，揭示党争与司法制度
- 解读诗词意象，展现苏轼从被动到自觉
读者共识
- 学术严谨且文笔优美，超越一般通俗传记
- 比林语堂版本更客观，还原真实立体的苏轼
- 读后内心平静，获得面对逆境的精神力量
精彩摘录
- "结合小序来解读，苏轼应该是被雨淋了，但在“同行皆狼狈”时，他却穿着芒鞋，拄着竹杖，在风雨中吟啸徐行，直到雨过天晴。所以这个“一蓑”不是一件蓑衣，这个“蓑”是个特殊的量词，表示一件蓑衣足以抵挡的雨量，也就是不太大的春雨。东坡词中与此相似的量词，还有《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中“江上一犁春雨”（《东坡乐府笺》卷三）的“犁”，这“一犁”表示恰宜犁地春耕的合适雨量。"
- "对于人生的逆境，做到意志上“不屈服”并不是最困难的，更难的是处于逆境而仍能“清明在躬”，具有正确的认识能力。这是因为，处在逆境中的人，除自伤其处境凄凉外，还会因怨愤不平，而使情思、行为失去控制，非唯戕害身体，而且心志素乱，容易产生偏见。如果一个人经常陷入偏见，即便意志再坚强，也等于已经被逆境所击败。所以，司马迁说过：“小雅怨诽而不乱。”即便有怨愤之情，也不能让它紊乱心神。只有心神平定宁静，不受搅乱，才是真正的战胜逆境。"
- "（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这大概是写到“夜雨”的诗里最感人至深的一首，传说神宗皇帝也读到了此诗，被唤起同情之心，于是饶他不死。这种传说也许反映出人们的良好愿望：以诗获“罪”的苏轼，终于也以诗自救。不过对于苏轼来说，无论以诗获“罪”还是以诗自救，应该都是一件荒诞的事。因为一个官员再怎么诗语“不逊”，或者政见分歧，究竟都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毒的，如果竟因热情得过头了而被杀，那当事人将会有何种心态呢？一个习惯于一元化的文化模式，价值观比较单一的人不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洗心革面，便是指责“小人”蒙蔽了君主，怨愤难解。但苏轼的情况与此不"
-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 “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 "“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留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 "这首诗里没有“鸿”，但首句“到处相逢亦偶然”，正好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落，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 不过，苏轼也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空间飘落，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干杯！[...]"
- "万里南迁的苏轼，在途中跟苏辙见了一面，于绍圣元年（1094）秋天翻过了大庾岭，作诗云：“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过大庾岭》）进入岭南意味着告别了“步步踏陈迹”的被动重复之生涯，来到海阔天空之处，再次获得黄州时期那样对自我的关注。"
- "[熙宁三年，御史台（受王安石指使）弹劾苏轼，司马光和苏轼先后离开朝廷，一个去洛阳，一个去杭州。] 从以上所叙关于“新法”的争议经过和朝廷的处置方式来看，反对“新法”虽然可能冒犯君、相，但作为一种政见本身是被许可的。这些“新法”既然都交给大家讨论，当然没有不许人提出反对意见的道理，而且北宋的文官制度本来就允许官员对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为了不至于妨碍这政策的实施，通常的处置方法是罢去反对者在京城担任的要职，但一般都会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级别，去担任地方官，至少不会对他们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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