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史料汇编

本书为民国金融文献的大型汇编，内容共分五类：一、四大银行（中、中、交、农）以及中联银行、大陆银行等全国性银行所办的月报、月刊、通讯，如《中央银行月报》、《中行月刊》、《交通银行月刊》、《交行通信》、《中国农民银行月刊》、《中农月刊》等。二、金融类刊物，包括：《金融周报》、《金融导报》、《金融周讯》、《中外商业金融汇报》等。三、证券类刊物，包括：《交易所周刊》、《证券市场》、《华股研究周报》、《上海票据交换所月报》等。四、各地省市银行所办的通讯、月刊、季刊、特刊，包括：《北京银行月刊》、《满洲兴业银行周报》、《安徽省银行月刊》等，涵盖河北、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省行。五、合作金库、农贷、地方金融等方面的文献，包括《金融与合作》、《农贷消息》、《地方金融》等。这些文献，首次大规模整理出版，对研究民国金融史、经济史，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序言 今年年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殷夢霞女士為籌劃影印出版民國時期的金融史料，曾向我咨詢過一些意見，此後竟請我為即將出版的《民國金融史料彙編》寫一篇序言。說實話，儘管近年來我在民國金融史方面做過一些專題研究，也曾對《銀行週報》作過一番稍微深入的考察，但在總體上說，我對民國時期所產生的數量龐大的金融史料並不十分熟悉。資料研究，本是一件枯燥乏味又很難出成果的事，故一般學者多不願意深入此領域，由此造成非常矛盾的狀況：一方面學界十分需要系統的行業或專題資料，一方面資料分散難找，對資料作過全面系統研究的學者少而又少。即就民國時期的金融史料而言，專門對此進行研究者可謂鳳毛麟角。如目前能夠見到的已出版的有關民國時期銀行的史料或著作，儘管對銀行的發展演變和業務經營等都有具體翔實的闡述，但對銀行編輯發行報刊雜誌情況的介紹卻絕無僅有，只是在個別著作——中國銀行行史編輯委員會編著的《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中，簡略地提到中國銀行曾經創辦過《中行月刊》、《中行生活》雜誌等。這種狀況，更顯出彙集資料、介紹資料的重要性。 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為學界着想，影印出版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專題資料，深受學界歡迎，而《民國金融史料彙編》的編輯出版，顯然是從事民國經濟史、金融史研究的學者所期盼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筆者為不辜負殷夢霞女士的盛情，同時也為學界做些抛磚引玉的工作，臨時做了些功課，擬就民國時期金融業發展概況、金融史料產生的背景，以及本彙編所收入的一些史料作一粗略的介紹，以供研究者參考。 一、民國時期金融業發展概況 民國時期，是國內金融業創新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過程中，銀行業作為金融領域的新興和主導行業，引領了金融業的發展勢頭。這一時期，除了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實力不斷增強，省縣一級地方銀行也陸續開辦，華資銀行業的發展進入高潮，其發展速度不但快於外資銀行，整體實力也逐漸超過了外資銀行。與此同時，證券市場也開始興旺，金融制度改革和創新此起彼伏，形成了金融行業步入全面發展的態勢。 首先是北洋政府在清末國家銀行的基礎上加強了中央銀行建設。一九一三年四月，北洋政府仿照《日本銀行法》，制定和頒佈了《中國銀行則例》，將原來的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明確中國銀行為國家中央銀行。與此同時，北洋政府通過修改交通銀行章程，賦予交通銀行部分中央銀行的職能。而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北洋政府召開的首次全國工商會議通過的設立銀行、整頓金融的議案，使民族資本佔主導的商業銀行迅速發展。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七年，國內累計開設了三百零六家華資商業銀行，其中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有二百四十九家，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九。在商業銀行不斷創辦的刺激下，各級地方政府在保留和改組原先一些官錢銀號的同時，也紛紛開設了股份制的省級銀行，如四川銀行、江蘇銀行、湖南銀行、安徽省銀行、貴州銀行、江西國民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廣東省銀行、山西省銀行、甘肅省銀行、河南省銀行、山東省銀行、廣西省銀行等。據統計，北洋政府時期曾經存在過三十九家地方銀行，其中省級銀行有二十四家。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金融業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干預的推動下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是中央銀行制度進一步健全，國家銀行的實力快速發展。一九三五年後，國家銀行的實力已超過私營銀行，並且通過增加官股等方式，對許多私營新式銀行進行了控制。一九三五年全國二千五百六十六個私營新式銀行中，國民政府控制的銀行有一千九百七十一個。到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國家銀行的資本總額已佔到全國銀行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中、中、交、農四家國家銀行加上省市銀行，以及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其資產總額達五十四億元，占全國銀行總資產的百分之七十四。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計其他機構，僅中、中、交、農四家銀行吸收的存款總餘額即達二十六點七億元，佔全國銀行存款餘額的百分之五十八點八。 其次是民族資本的新式銀行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出現了第二次發展高潮。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前十年，民族資本的新式銀行新開設一百三十七家，到一九三七年，民族資本新式銀行達一百六十四家，有分支機构一千三百三十二處。在民族資本開辦的新式銀行中，有一些銀行發展極其迅速，特別是被稱為“北四行”、“南三行”的幾家銀行。如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創辦的金城銀行，開業時額定資本為二百萬元，實收五十萬元，創辦後十年間存款從四百零四萬元增至三千四百九十八萬元，放款（包括有價證券）由三百七十八萬元增至三千四百三十八萬元，十年間純收益達一千零六十五萬元。而一九一五年在北京開設的鹽業銀行，一九一七年改為完全商辦後，到一九二五年時額定股本從五百萬元擴充至一千萬元，公積和贏餘滾存約達四百萬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的大陸銀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不到九年的時間內，純收益達五百一十八點六萬元。 國內金融界新式銀行的發展，同當時出現了一批受過高等教育、有過海外留學經歷、瞭解西方金融管理制度、具有開拓精神和愛國情懷的專業人士有關。據統計，一九三四年前在上海著名浙江籍銀行家群體的十九位人士中，有八人留學日本，二人留學美國，二人留學英國。這些人士在歐美或日本接受了系統的現代銀行學、貨幣學等方面的專業訓練，具有比較先進的金融學方面的專業知識，視野開闊，回國後他們或直接創辦銀行，或參與銀行經營管理，或主持經辦金融報刊，是民國時期推動金融業發展的一股生力軍。如在中國銀行工作了二十三年，先後擔任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銀行副總裁、副經理等職的張公權，就曾留學日本，在慶應大學師從著名銀行學家堀江歸一，攻讀貨幣銀行學和政治經濟學，由此不僅是中國銀行本身的制度建設，包括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建設都留下了張公權的足跡。又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曾留學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回國後在經營金城銀行時，學習日本三井、三菱公司的一套經營模式，向一批工礦、交通、貿易企業投資，金城銀行還聯合中南銀行成立誠孚信託公司，管理自己投資的幾家紗廠。曾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攻讀銀行經濟的談荔蓀，在經營大陸銀行時，也受到日本大倉集團採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辦化工、製麻、釀造等多種工業並創辦大倉商業學校的影響。曾在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學習銀行學的李馥蓀，則認為“做外國人生意容易獲利，也可以抬高社會地位”，因此將銀行業務重點面向洋商企業和外匯業務。曾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後，不僅開展面向社會大眾的小額儲蓄，還十分重視信用調查，設立信用調查機構，甚至創辦了機構遍佈全國的中國旅行社，開創旅行支票制度。正是這樣一批學習了西方先進的金融知識，具有現代銀行經營管理理念、方法的專業人士，他們在新式銀行的創辦和經營過程中富有朝氣，勇於創新，推進了新式銀行的發展，自身也成為新興銀行家。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金融業實力增強，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創新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改革，頒佈了《銀本位幣鑄造條例》，規定銀元統一由上海造幣廠鑄造，重量為二十六點六九七一克，成色為百分之八十八，即每枚銀元含純銀二十三點四九三四四八克，所有公私款項收付、所訂立的契約票據和一切交易，都一律改用銀元，傳統的銀兩不再使用。與此相關聯的是，原先開設了多年指導銀兩與銀元兌換牌價的上海洋釐行市停開，金融市場上流行的“銀拆”也因此消失，而改為“拆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又宣佈實行新的幣制改革，廢除銀本位制，實行匯兌本位制，統一行使法幣，實施紙幣政策，規定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都以法幣為限，不得使用銀元，同時為維護法幣的穩定性，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這一幣制改革，雖然使國內原先銀幣的價值比海外市場低了百分之四十，然而也正是因為貨幣貶值，幣制改革前通貨緊縮的局面得以扭轉，同時物價回升，工商業復甦，製造業也有較大發展，這一切都使銀行業原先面臨的經營困難的程度大為減輕，並為銀行業提供了再次發展的機會。 銀行界自身的改革也在不斷推進。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經過上海銀行公會的精心籌備，上海票據交換所正式成立，它以嶄新的交換方法、完備的清算制度，成為中國金融史上完全以商業銀行自己的力量創辦的新型清算機關。上海票據交換所採取的集中清算票據，實現了銀錢票據清算體系新的運轉模式，手續簡捷，方法科學，為銀行和錢莊提供了集體交換票據的場所，降低了交易成本，節約了現銀使用，減少了資金在途時間，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至抗戰前夕，上海參加票據交換所交換的銀行共七十三家，基本形成了適合華資銀行自身需要的票據交換制度。在上海票據交換所的帶動下，一九三六年南京票據交換所等也正式成立。 民國時期證券業的發展，也是金融領域一個值得予以重視的方面。一九二○年代後隨著北京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先後開辦，國內華商證券交易市場開始形成。儘管此後證券市場發展歷經曲折，但南京政府一九二九年頒佈《交易所法》及其施行細則和一九三五年頒佈《修正交易所法》，使與證券交易市場有關的各項市場制度與市場規章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在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統一的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重慶證券交易所、漢口證券交易所、青島證券交易所和寧波四明證券交易所。證券市場上的交易品種也由原來的政府債券為主轉為公司股票為主。在抗戰前夕，產業證券市場累計貢獻的五億元長期資本，占一九三六年全國近代方向固定資本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八。一九四三年，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一百四十多種公司股票的資本總額達到六十億元，到四十年代中期，上海證券交易市場上上市交易的華商公司股票最多時接近二百種，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企業通過證券市場募集生產經營所需資金提供了便利。 民國時期的金融業發展因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也產生過波動和危機，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嚴重阻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也產生很大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新式銀行發展的勢頭。侵華日軍在東北、華北淪陷區推行的金融政策，在華中、華南地區發行的“軍票”，以及扶持汪偽集團開設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等，都使民國時期的金融業出現了錯綜複雜的情況。 總之，民國時期的金融業既處於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金融人才輩出，金融改革和創新不斷，華資金融機構實力不斷增強，銀行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然發展過程中也充滿了曲折和危機，特別是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進行的全面侵華戰爭，使進入鼎盛期的民國金融業遭受到極大的打擊。 二、民國時期金融類資料的出現 民國時期在以近代新式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的發展過程中，金融類刊物也開始面世。最早出現的由國人創辦的金融類刊物是《銀行週報》。這是民國時期，也是近代中國最早創刊的金融專業刊物。它自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發行第一期起，至一九五○年三月三日發行最後一期止，在將近三十三年的時間裏，每週一期，不中斷地發行了三十四卷一六三五期，其發行時間之長和發行期數之多，創下了我國金融專業刊物之最。一九一七年《銀行週報》最初創辦時，由張公權主持，宋漢章、徐寄廎、盛竹書、錢新之、陳光甫、孫景西、李馥蓀等著名銀行界人士參與發起，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兩間房間作為社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