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以清朝乾隆时期孙嘉淦伪稿案表达政治异见的媒介奏折切八个案研究，作为一个移动的政治媒介，孙嘉淦妻稿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展现了18世纪中国政治信电民间传播的革命性变化。同时，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围绕政治媒介民间与朝廷、朝廷内部又一一展开了互动关系，为人们呈现出镶嵌在媒介中的帝国政治文明。因此，政治媒介形塑了这一政治事件，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视窗，以观察18世纪帝国的统治状况。
本书适合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参考阅读。
詹佳如，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精彩摘录
- "流言谤议的可怕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成某种真实的东西，动摇统治者统治的根基。因此，乾隆一定是最急欲结案的，这与他统治的切身利益有关。只有结案，关于伪稿首逆的情节才会增加进流言的内容，从而证明那些谤议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也只有结案，才能使伪奏稿和伪奏稿案淡出人们的视线。皇帝当然也会担心，案子久拖不决会给老百姓释放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信号。 乾隆十七年四月发生的马朝柱案，朝廷搜捕首逆马朝柱多年却始终了无踪迹。似乎谁也不知道马朝柱究竟是什么人，对他的了解均来自于道听途说，只知道他曾经一再从梦中得到的启示，后来又得到宝剑和军旗，声称要为明朝复国。在罗田县山地里，马朝柱集结了一百多人铸造兵器，进行"
- "在乾隆三年，人们的确就是以口传的形式来传递这样的新闻，这恐怕是比较符合新闻特性的。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虽然被皇帝严厉禁止，但直到乾隆九年，这一 流言仍在流传，江西巡抚鄂容安告诉皇帝：“风闻九年正月江宁早有此语。”①因此，此 时，孙嘉淦上奏稿的消息，很可能仍然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形式，并且开始向京城以外 的地方扩散。 那最后为何这样一则限于口头的流言，会转变为具有实在文本的“手抄新闻”？ 米切尔·斯蒂芬斯说得好：“要传播新闻，书写还比不上交谈，除非有新的因素加入 竞争：在广阔的地区定期传播新闻的迫切需要。”伪奏稿被讨论后，大量被抄写，然 后被带到了远方；而将伪奏稿抄出带到远方的无一例外均为商贩。他们与"
作者简介
詹佳如，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目录
用户评论
模范博论
奏稿作为移动的政治媒介，不仅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展现18世纪中国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丰富性；并且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又成为民间与朝廷、朝廷内部展开互动关系的场所，为人们呈现镶嵌在媒介系统里的帝国政治文明。从案件传播酝酿的社会环境，到追查案件各级官员的行动逻辑，再到乾隆在处理前后的动机，孙嘉淦伪奏稿案显示的其实是帝国文明的系统性危机，是一个帝国对政治媒介所造成的政治体系内外的离散趋势无能为力。清帝国的盛世是建立在奏折制度这一政治媒介之上的，清帝国的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奏折这一政治媒介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统治权力。然而，这是政治媒介的发展出现了固有的使用者和创设者所不能控制的趋向；却也是新的媒介现实不断冲击着这套成熟的政治媒介系统，并加速其内在的分化和衰朽。本书写法类似《叫魂》，不过水准不一。
以传播的角度分析伪稿的传播和朝廷的处理，十分精彩！大致可以认为，明中叶以后，随着nationwide市场的形成、教育以各种形式的相对普及、生员等地方知识精英的稳定存在，一个国家控制以外的全国性资讯传播网络开始出现。尤其是政治的秘密化，更加剧了有关流言的传播，这一过程也让18世纪的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首次被政治化，一个nationwide political community也首次出现，而不必等到晚清。以此一思路，实可以重新审视晚明以降的许多政治与文化事件，并可以与同期的法国等地横向对比。此外，本书提及的一些点也很有趣，如受制于文书传递的时限，地处偏远的闽广等地的地方官反而可以从容处置，以及当发现布下天罗地网之后依然无法究出主谋，皇帝如何急切地想要体面收场。
借助个案研究，从政治媒介的角度剖析18世纪帝国的统治。无论读者知识背景是历史，还是传播应该都能有所收获的。只是内容一涉及伪稿案细节，就看得我有点崩溃
模仿了《叫魂》的写法，在揭示帝制晚期的官僚制运作上比叫魂案更纯粹，当然丰富性也就不如叫魂。读完思索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媒介学”研究：一份参奏朝中重臣的伪奏稿成为小商贩和下层武官商贸与社会交往的政治媒介；追查伪奏稿流布线索的过程又成为皇帝动员官僚系统、整顿吏治的媒介；追查的效率和结果也受制于奏折、驿报等官方信息媒介的客观条件。皇帝希望用秘密的奏折将与大臣之间的行政关系转化为私人关系，本身用意在破除官僚对皇帝的信息封锁，但是却引发了官僚集体的不安全感，引致官僚联合，又离散了君臣关系。清帝国的政治镶嵌在媒介系统里，政治媒介造成了离散趋势无法逆转的危机。
注水，故作高深，许多观点都是蜻蜓点水。所谓“媒介学研究”似乎只是个帽子，文中并没有从传播学角度进行有力的阐述，大部分内容其实是对伪稿案再进一步的整理，然而整理后仍然是平铺直叙的论文式写法，枯燥无味。
于史事所知甚浅，议论每每故作高深。不及《叫魂》远甚。
奏稿作为移动的政治媒介，不仅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展现18世纪中国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丰富性；并且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又成为民间与朝廷、朝廷内部展开互动关系的场所，为人们呈现镶嵌在媒介系统里的帝国政治文明。从案件传播酝酿的社会环境，到追查案件各级官员的行动逻辑，再到乾隆在处理前后的动机，孙嘉淦伪奏稿案显示的其实是帝国文明的系统性危机，是一个帝国对政治媒介所造成的政治体系内外的离散趋势无能为力。（阅读时间：2022年1月13日-15日；自评：7.7；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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