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观察晚明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在于晚明与世界的联系。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邻近国家传统的朝贡贸易之外，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而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贸易逆差之中，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包括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窗口，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
本书演绎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特别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训。作者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关于晚明时期“倭寇”、“市镇”、“新政”、“党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
- 以全球化视野审视晚明，揭示白银流入与贸易地位
- 详述耶稣会士来华，展现西学东渐与文化交融
- 剖析党争与内忧外患，还原王朝灭亡的深刻教训
- 对晚明历史及全球化早期进程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了解张居正改革及万历朝政治生态的读者
- 对中西文化交流及耶稣会传教史有研究兴趣者
- 本书学术性强，引文较多，阅读需一定耐心
- 建议结合《万历传》等作品对照阅读以获全貌
- 注意区分书中对东林党等历史人物的独到见解
- 史料功底扎实，叙事结构严谨，堪称晚明史佳作
- 部分读者认为行文偏学术，可读性稍逊于通俗读物
- 作者观点独到，但部分评价被认为带有个人色彩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因此顾、高二氏义无反顾地要拨乱反正，要“救世”。顾宪成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在他看来，救世之举就是“相期于道德”——“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这种道德的重整正是东林书院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 "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官方在澳门与大陆之间的必经通途——莲花茎，修建了一座称为关闸门的城楼，定期开启，以便控制“澳夷”。其后由于广州贸易的重新开放，外国商人可以每年1月和6月两次到广州参加交易会，东南亚各国商人可以不必经由澳门径直前往广州交易，澳门逐渐成为葡萄牙人独占的商埠。葡萄牙人给它从新命名，因为当地有座供奉“阿妈”（妈祖）的天妃庙，所以就把它叫做“阿妈港”或“阿妈澳”，以后葡文简化为Macau，英文写作Macao。 而濠镜澳的叫法也逐渐演变为澳门。据说因为此地以南有十字门，人们便把两者合称“澳门”；或者说濠镜澳有南台山、北台山作为门户，所以称为“澳门”。"
- "荷兰、葡萄牙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武装冲突：1619-1621年荷兰人封锁马尼拉港，1622年荷兰人攻击澳门港未遂。此后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在此与中国商船开展贸易。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鸡笼设立货栈。台湾很快发展成为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之后便迅速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1639年日本向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所有外国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
- "当时留心经世韬略及边防的唐枢，在“倭寇王”王直接受招抚后，为身负平倭重任的胡宗宪咨询时，谈到“倭患”的根源，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其中的要害。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本国百姓。他说：“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款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他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该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作法，相沿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
-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被明朝官方视为江洋大盗的“倭寇王”王直，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 徽商（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研究的奠基人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注意到徽商在闽浙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在追述时指出，藤田丰八博士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前的诸问题》（《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所收）一文中，揭示了《日本一鉴》及其他相关史料，有徽商海上活动的记载。藤井宏则在众多的徽商史料中，对此作了充分的展开。他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年）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
- "嘉靖四十一年的某一天，御史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方士蓝道行扶乩，沙盘上出现了这样几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明世宗对蓝道行深信不疑，遂有罢黜严嵩之意。邹应龙从太监那里得到“帝由是疏嵩”这样一个机密情报，以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连夜赶写奏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振振有辞地说：“臣言不实，乞斩首以谢嵩、世蕃。”明世宗看了奏疏正中下怀，顺水推舟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等逮捕入狱，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明世宗罢了严嵩的官，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写了一份手札给继任首辅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显然"
- "历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面对这一变故，不无感慨地说：“万历初年，江陵用事，与冯珰相倚，共操大权。于君德挟持，不为无益。惟凭借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钤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忌。故祸机一发不可收。世徒以江陵催抑言官操切政体为致祸之端，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操弄之权，钤制太过耳。”其中分析得不落俗套，入木三分，与《明实录》所谓“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可以相互参证。正如海瑞所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 "不久漕运总督李三才上“天变人离疏”，把反对矿税的理由论述得更加透彻：“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也。皇上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而天下百姓之所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以此较彼，孰乏孰足，孰缓孰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