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宏大的制度史叙事，而是一个近乎悖论的现象：清代的贪腐，很多并非源于官员的道德败坏，而是源于财政结构的系统性失衡。国家以“永不加赋”为祖训，田赋正额被冻结，可人口增长、白银流入推高了物价，地方政府的行政经费“预算”却严重不足。于是州县官“无米之炊”，只能借“陋规”维持运转——而这些陋规，又反过来成了民众最沉重的负担。作者正是抓住这一“赔累与贪滥”的循环，追问一个尖锐的问题：苛捐杂税究竟是人祸，还是制度之祸？全书以江南漕务为切口，从尹继善的“漕耗归公”到同治钱漕改章，层层揭示“包征包解”模式下集权与分散的内在矛盾。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记住“清朝腐败”标签、而想看清腐败如何被制度生产出来的读者。
作者简介
周健，1983年生于浙江萧山，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目前关注清代以来的赋税、财政与社会，晚清漕务变革，近代中央与省、州县财政关系等问题。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清代田赋“额定”与“额外”并存的双重财政结构。
- 提出“包征包解”概念，解析央地财政关系与治理困境。
- 梳理从耗羡归公到同治减赋的财政改革脉络与历史局限。
读者共识
- 史料爬梳极为扎实，被誉为清代田赋制度研究的典范之作。
- 深刻揭示了清代财政中央集权名义下的分散性与内在矛盾。
- 部分章节涉及专业细节较多，非专业读者可能感到阅读吃力。
精彩摘录
- "一、清代的田赋 1.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田赋。田赋是根据土地所有而课征之税，按照田地面积与相应之科则计算税额，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在包括清代在内的任何农业社会，田赋都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是王朝国家对于编户齐民的人身支配，但到清代这种特征渐趋淡化。 2.里甲制度的运作出现很大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变动的大背景下，一条鞭法改革应运而生。从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到清前期的摊丁入地，总体趋势是赋役的合并、税制的简单化，以及用银缴纳。编户的赋役负担，经历了由等级户役向定额化的土地税的演变过程。由明初依据户等（由人丁、土地等决定）纳粮当差，到“一条鞭法”后转变为按照土地"
- "第一章：陋规、摊捐与19世纪初期的地方财政-以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一事为线索 1.以养廉银制度为核心的地方财政体制的演变，实为关涉乾嘉以降财政与政治的关键问题。道光帝所说的"陋规"，常见于清代文献，但其含义则因语境不同而各异。时人对陋规就有多种定义，概言之，可分三层。最广义的陋规存在于清代官场的各个环节，官员于公私事务中的一切法外收支，都可视作陋规。狭义的陋规是指地方政府在各类行政事务中的惯例性征收，用以津贴衙门的公私经费。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与百姓接触最多的州县官在钱谷事务中的陋规。这些“州县陋规"便是嘉庆二十五年清查的对象，本书的考察也以此为主。7更为狭义的概念，则指"州县陋规"中的规费、"
- "引言：所谓耗羡归公主要发生在地丁钱粮领域。既有研究似未注意到，同期在漕粮领域，有漕各省也普遍经历了类似的“漕耗归公”，即裁减、规范随漕粮加征的漕耗银米，将其固定用于旗丁挽运及州县办漕经费。 1.雍正七年尹继善的漕务改革 内容：①民众完纳漕粮一石，随交漕费银6分，折钱54文。“不许改收银两，致有浮取之弊”。将银转化为民间更易完纳的制钱，则漕费标准更加确定。②其二，禁革斛面耗米，改用小口制斛。明定漕费，意味着将原有浮收、规费一概禁革。③其三，所征漕费半给旗丁，半给州县。漕费之设置，本为规范旗丁之额外需索，故其支项实为改革的核心内容。 2.时人评价较高；此外注意到对各省的示范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弊绝风"
- "引言：漕粮是当日国家财政中第二大收入来源，也是最主要的实物税，且因关涉京师官兵俸饷，受到格外的关注，被称为“天庾正供”。作为财赋重地，江南的苏松粮道所属及浙江省的漕粮、白粮占全国的半数以上 [1] ，漕粮是该地区最主要的赋税负担，漕务也成为当地官员最重要的公务。 [2]嘉道年间的漕弊，无论从财政、经济，抑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1.帮费问题：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首重浮收，而浮收又与帮费密切相关，这几乎是当日地方官员的共识。帮费收支在嘉道年间已成为某种“惯例”乃至“规则”。帮费由旗丁以陋规的形式索自州县，其中大部分又以陋规的形式流入运河沿途各衙门。因此，帮费增长的内在动力来自"
- "第四章：仓储与漕务：道咸之际漕粮海运的展开 19世纪前半期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漕运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额漕最重的江苏、浙江二省，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此后之常态。在此之前的漕粮河运成本极高，但时人以为漕运关乎天庾，不可改弦更张。 问题意识：海运政策是在何种背景下出台的？历届筹办与起运情况如何？海运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漕务管理与民众的漕粮负担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通过此期海运利弊得失的分析，笔者试图讨论19世纪中期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以及政府财政与民众税负之联系等问题，加深对该时期的政治、财政与社会及其联动关系的认识。本章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最先试行海运且"
- "第五章：清代的地丁银制度——以19世纪中期湖北各州县收支结构为中心 导言：晚清时期的相关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民众的田赋负担，其研究取向主要有两种：一是政治史取向，即将地丁银问题作为政治事件的社会经济背景来探讨 [5] ；二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通过田赋负担的评估，来观察近代的国家—社会以及绅—民关系。 [6] 然而，从财政运作的角度对晚清地丁银制度的结构性分析，除去王业键、佐佐木正哉等少数学者的研究，可谓尚付阙如。 若从地丁银制度的研究来看，《清册》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在道咸之际，地丁银的实际收支与《赋役全书》内的定章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距离，《清册》所载收支惯例才是更接近制度实"
- "第六章：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导言：笔者认为，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其意义不限于一省一时。如从清代田赋、漕运制度的演进来看，该事件的转折性意义，或未得到足够的认识，仍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此外，笔者也特别关注与漕务改革密切相关，但先行研究注意不够的重要史事：咸丰末年湖北州县之清厘田粮及同光年间该省漕粮之采买海运。 1.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新章：（改折减价；删除冗费；提解归公）在胡林翼看来，征收本色虽为定制，然“积弊甚深”，又值漕船停运、折银解部之时，“与其令州县照旧征收，再行变价”，“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较易查察”。但各属征价“沿袭多年”，州县以漕粮盈余充作办漕及公务"
- "第七章：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年间江苏的钱漕改章 咸丰、同治年间，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督抚普遍推行了裁减浮收、核减额赋为主要内容的田赋改革。这场“减赋运动”对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及善后中兴意义重大，颇受史家重视。但从清代田赋与财政制度的演变来看，咸同年间的“减赋运动”，实有减浮、减赋之外的意义，这是先行研究较少注意的。 1.同治年间钱漕新章的确立：江苏的钱漕改章以漕粮为中心，这是由该省的财政结构、政务重心所决定的。 2.同治、光绪年间钱漕征价制度之实态：牵涉到财政合理化的意义在清季财政状况恶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过度集中财权，直接影响了钱漕新章的运作。甲午战后，清朝的财政收支平衡被打破。财政危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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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除第一、五、十章外，其余七章谈的均是漕粮。但书名副标题是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且内容都是1820年或1840年以后，哪来1730年？谈漕运不如倪玉平清晰。第328页说，咸同以降，清朝的财政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但采用的论据是，田赋重要性下降，在岁入的比重，从1753年（！）的73.5%下降至1908年的35%。第八章受范金民论文思路影响。同治时，江苏减赋只是为了减轻官员征缴负担而已，与老百姓无关。胡温取消农业税，只是因为农业税微乎其微。但当时还有不少华中学者反对取消农业税，理由是取消农业税，乡镇干部就无事可干。第407页说从贡赋逻辑到市场逻辑，但刘志伟说的恰恰是根本不可能从贡赋逻辑转变到市场逻辑（或者不能用市场逻辑来解释中国经济史）。哪怕到了2020年，我们也不是市场经济。
非常扎实的一部论著，读来颇觉吃力。周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文章论证从道光以降的土地税收问题，更兼漕运问题，用一系列档案材料来解读，非常详细。清代财政名为中央集权，实则具有分散性。原本的制度设计远远赶不上时代的发展和通货膨胀，广大官员被迫要在制度之外的陋规中获得财政支持，这自然又大开腐败的方便之门。清代地丁银和漕运都是一个各级官吏分润的制度，陋规极难裁撤。道光时代百弊丛生，有的一系列制度业已难以维持。同光中兴之后，清朝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上鸦片，海关税收以及厘金等等得到补充。但是甲午战争彻底冲垮了清朝的财政平衡，无论是地方财政盈余还是中央债务，清朝业已无法负担，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王朝自然走上不可遏制的灭亡道路。
对这领域了解太少，只是之前刚好读了岩井的著作，就想顺着啃啃。思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本自岩井等人的研究，但同时又将议论延伸到田赋的支出结构，因而更便于理解州县的处境。又，虽以论文集故，体系感不太明显，但各章之间还是颇有可以互参的内容。如第七章谈江苏的钱漕改章，话及盈余缩减一事，实与第九章主题央地财政关系失衡有关。
道咸年间漕运的崩溃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制度是如何自我毁灭的。
一直以来受启发颇多
_(´ཀ`」 ∠)_补课
（讼米那部分想起了之前读张小也） @2020-05-06 21:28:52
读了绪论和结论。周健老师此书，重在梳理嘉道、咸同年间的江苏、湖北两省的田赋实践过程，从而勾连前后。在前人的基础上，勾勒制度框，最后，通过赫德、梁启超、马寅初把清代财政的症结归纳为：一、包征包解。中央名义集权，地方实际滥权，由此在一人政府下，地方财政并没有保证，同时财政压力不断转嫁，最终归于小民。（与行政发包制的异同？）二、田赋为定额，而非浮动，由此正规的田赋没法随着时代而增长，非正规的财政成为了必要的补充。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始终没法提高，其症结在于田地没法清理，地权归属不清晰。（霖案，最后这个点，就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好和古今对堪了。）
清代财政同时运转着两条并行而的体系。一面是法定的僵化的正式中央财政，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外的灵活的非正式地方财政。本书由十篇角度各异而相互关联的论文组合，非常扎实地描述了清代非正式财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对央地关系，基层治理也有所涉及。可以说是近年来财政史的扎实之作。由于论文集的体例，本书不太适合入门，读者最好先读过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和曾小平《州县官的银两》两部财政史名作。
pre用，本书认为结构本身即是原因，结构本身已经构成了死局。不像岩井那样找出一个结构之外的偏文化、意识形态的“原额主义”。
本科刚拿到书的时候，未能认真阅读，回想起来，非常遗憾。这次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读。虽然因为我的基础薄弱，还有诸多的术语与史实没有读懂；但这次的阅读仍是收获满满。回想自己本科没有用百分百的专注度去听财政史、社会经济史课程、学习相关的参考文献，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望自己研二再“补”这门课的时候，尚不算晚。
读了三次后记，特别感动。
2022年继续努力~踏实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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