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套全集最勾住读者的，恰恰不是宏大的命题，而是汪曾祺把寻常事物嚼出滋味的本事。他写一家水果店从早到晚不散的果香，写北京城像块大豆腐、胡同把城市切成方块，写推午门斩首其实是地理误会——这些看似闲笔里，藏着他一生的语言功夫与乐观底色。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是他谈“平淡”：平淡不是寡淡，而是苦思冥想后举重若轻，如同“开水白菜”清汤里熬的是鸡汤。他写吃、写回忆、写戏剧，更写对语言的挑剔——方言的妙处、幽默要“轻轻淡淡”不“胳肢人”。读他，像听一位长者娓娓道来，平凡中见隽永。它适合那些想在喧嚣里慢下来、重新对生活生出孩童般热忱的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汪曾祺散文集，文字平淡有味，充满生活情趣。
- 涵盖美食、风俗、回忆，展现京派文化的独特韵味。
- 探讨文学创作观，强调语言朴素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读者共识
- 文字朴实真挚，如饮清茶，给人温暖与美的享受。
- 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滋润人心，让人觉得生活美好。
- 虽偶有重复，但整体自然恬淡，是难得的治愈系读物。
精彩摘录
-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美。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果蔬秋浓》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
- "杜甫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宋人论诗，常说“造语平淡”。究竟是惊人好，还是平淡好？ 平淡好。 但是平淡不易。 平淡不是从头平淡，平淡到底。这样的语言不是平淡，而是“寡”。山西人说一件事、一个人、一句话没有意思，就说：“看那寡的！” 平淡是苦思冥想的结果。 言到平淡处甚难也。 运用语言，要有取舍，不能拿起笔来就写。姜白石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作诗文要知躲避。有些话不说。有些话不像别人那样说。至于把难说的话容易地说出，举重若轻，不觉吃力，这更是功夫。 平淡而有味，材料、功夫都要到家。四川菜里的“开水白菜”，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 "作家要对语言有特殊的兴趣，对各地方言都有兴趣，能感觉、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
- "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 "旧戏、旧小说里每每提到推出午门斩首，其实没有这回事。午门在紫禁城里，三大殿的外面，这个地方哪能杀人呢！从元朝以来，刑人多在柴市口（今菜市口）、交道口（原名“交头口”）或西四牌楼。在闹市杀人，大概是汉朝以来就有的规矩，即所谓“弃市”。晁错就是“朝服斩于市”的。午门是逢什么重要节日皇帝接见外国使节和接受献俘的地方。另外，也是大臣受廷杖的地方。 "廷杖”不是在太和殿上打屁股，那倒是“推出午门”去执行的。“廷杖”是明代对大臣的酷刑。明以前，好像没听说过。原来打得不重，受杖时可以穿了厚棉裤，下面还垫了毡子，“示辱而已”。但挨了杖，也得躺几天起不来。到了刘瑾当权，因为他痛恨知识分子，“始去衣”，那就是脱了"
-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 "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时间的浪费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邓小平同志说运动耽误事，这是一句很真实也很沉痛的话。“左”的文艺思想又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老是怕犯错误，怕挨整，哪还能写出多少好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大家都来反省一下的。"
-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得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不是这样，要作家有什么用？但是一些理论书中所说的“思想性”实际上是政治性。“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这限制了作家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即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我以为这种倾向是好的，这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盖人生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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