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郭沫若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者及传统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充分发挥各种身份的优势。本书以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其文化活动、戏剧创作、旧体诗词写作及学术研究等文化政治活动，指出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延续“五四”时期的浪漫风格，进而创造出“情感教育剧”、诗化戏剧等新的美学形式，是一个“诗人革命家”。将作家论与文学社会学结合起来，从“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考察此时郭沫若各种身份和表达与时代问题之间如何彼此展开、相互作用。以专题形式分析其浪漫余绪、诗词唱和、文人交往、学术研究及对文艺制度建设的参与等，揭示该时期郭沫若出入新旧、文史、政学的革命士大夫身份。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为本书作序。
刘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人员。20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已出版专著《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冷战时期港台文学研究和两岸诗歌（含旧体诗）研究。
精彩摘录
- "郭沫若是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有机体观念、宇宙的目的论等，都从精神和观念的层面强化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精神。郭沫若自称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无论是他的历史剧、历史研究，还是考古研究等，都不脱离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精神。“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 "抗战后期的历史研究也是为革命寻求历史支援，甚至是革命之道的建构。因而，郭沫若也可说是一个现代的革命士大夫。较之辛亥一代的革命士大夫不同，他的革命重心不是种族革命，而是有着共产主义远景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士大夫的治平理想往往需要借助于君王之势才能实现，而现代则只能依托于政党，这也是郭沫若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的原因。他与gcd之间，也是一种相互支援、相互借重的关系。"
- "可以说郭沫若“有经有权”的特殊处，即在于经与权是二元的，与形式之“权”对应的并不是文学之“经”，而是现实需要与时代精神。由于时代精神处于的不断变化之中，郭沫若实际上是以权为经，因应时代精神而变才是经。"
- "有一点他与毛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这就是文艺是要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虽然从美学的角度，郭沫若还时常纠缠于文学经典与权变的矛盾中，但文学与时代之间的经权观，他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同调的。"
- "虽然郭沫若塑造的屈原形象经历了爱国诗人、革命诗人、儒家诗人到人民诗人的变化，但其内核实在没变，都有着强烈儒家色彩，回应的是诗人如何面对时代和自身的问题。将这一形象置于40年代的语境中，其特殊性在于，儒家传统重新成为了连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中介，这较之自由主义及自由主义左派，它凸显出的是实践性和现实性；较之于延安的政治文化，它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人民，而人民本位观以及文人的反抗性，则为他们摆脱弄臣的尴尬身份提供了历史可能，这是文化人寻求更有效的政治身份的表征；其次，它重新接续了为新文化所切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人民诗人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兼属身份的复"
作者简介
刘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人员。20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已出版专著《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冷战时期港台文学研究和两岸诗歌（含旧体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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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广而不深，细而不锐
好厉害，确实是研究大作家的论者才能有的气魄，是我现阶段写不出也学不会的那种文章...郭沫若是个庞然大物。
郭沫若的一生，应该就是柏林笔下的那种怀着浪漫主义自由的狐狸在近代中国的血泪史吧。
“意识似乎是感情的上位概念，这为泛滥的情感寻找到了政治属性，即有何种意识，便有何种感情。……在意识的影响下，抽象的抒情能够内化为社会变革的动力，激情也可以是浪漫派介入现实的途径与方法。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方法，而在主体能否认清自己的历史位置。”
本书基本遵循博论的框架面貌。刘奎讨论的基始在于以一种“历史化”的观察视角呈现郭与抗战本身的复杂关联，在具体展开中，所谓的“历史化”被落实到郭的多重身份人格与抗战建国的历史想象中，并且在郭此一时期的多重身份辩证中，刘奎将“文学”提升到一个“表达”的历史位置，从而贯穿了“主体”与“时代”之间的想象通道。从这些层面看，刘奎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
不懂评分为什么这么虚高。
打捞可能性，开情感史风气
郭沫若看场合说话可太真实了。学界看场合说话的又岂止郭沫若一人而已……
第二章的话题蛮有趣而且大大超出了郭沫若本人，似可单独成一篇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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