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的兴起

…

迈克尔•舒德森通过《信息自由法》《国家环境政策法》《立法重组法》以及消费者告知权等关键事件梳理了美国政治文化中强调透明性的知情权的兴起。他坦言这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细节与事件，也坦诚开放性未必是一种至善。社会发展是一个起伏的过程，知情权的制度与文化同时也暗含着它相反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角色被舒德森尤其摘了出来。不过，他说他们并不是是美国国父的遗产，也不是60年代的精神的果实。这一点也许值得商榷。（第八章优先阅读）

知情权是一股文化思潮而不是法律权利，它并不是民众积极争取的结果，而是国会权力斗争的产物。 “开放不是民主的金科玉律，它只是一种次要的或者程序上的道德原则。”开放与透明不是必须的，开放性不是至善的。“相反，从多种意义上来说，不透明是人类生存、政治民主、保护弱势人群、维护社会交往中的礼节和捍卫人格尊严所必须的。”

今天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知情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权利。看看它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获得了合法性，又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非常有意思。

Bernard：“民主政府的公民们当然有权利了解。” Sir Humphrey：“不，他们有无知的权利。”

开放民主与知情权是一种次要的或程序上的道德原则，包含做出集体决定的程序，能确保各相关方最大限度地和最有效地参与其中。除此之外，不透明仍是人类生存、政治民主、保护弱势人群、维护社会交往中的礼节和捍卫人格尊严所必需的。

读完《好公民》后觉得它更易读懂。

往1975年之后说吧，开始出现了大倒退。战后的时代是相对平等和富足的时代，也是民权进步的时代，各方面都有了更多的觉醒和抗争意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可是，随着新中产阶级社会的到来（新中产阶级更趋保守立场），加上社会中固有的诸如种族主义观念、保守主义风潮兴起、精英势力依然强大等不利因素，社会总体又开始急剧右转，知情权也不断受到压制，比如说禁止监督和报道中情局的作为。诸如此类。还以《爱国者法案》限制各种公民监督和检举，如果你揭露丑闻，那你就是“不爱国”（比如航母上一位水手举报航母排放污水、丢弃有毒垃圾等恶劣行径，结果被拘捕后遭到降职处分，档案上还被留下“对国家不甚忠诚”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