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中国范式

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是法治国家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是防止权力专横的有效手段。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使得再细腻的法律都可能存在漏洞。如何解决法律漏洞？如何保障法律能被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西方国家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欧洲大陆各国严格地限制执法者创制法律的权力，而英美法系各国则谨慎地要求法官解释法律以创造先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法律的阙如和改革开放以来激剧的社会转型，法官从被动的法律适用者变成了主动的法律解释者，法律解释也因此演变成为司法解释，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种集体的、抽象的造法模式。应该说，造法性司法解释具有解决我国法律纠纷的正当性，开创了法律解释的中国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度，走出了一条我国法律治理的新型道路。

洪浩，1967年6月生，湖北省黄梅县人，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刑事诉讼法学科负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武汉大学诉讼法学科博士点创始人之一；国家“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全职教授。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检察理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