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拒绝把北宋晚期的崩溃简单归咎于党争与奸臣。作者把哲宗、徽宗朝六十年的动荡，重新放回“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异化过程中去理解：神宗变法所许诺的“一道德、致君尧舜、丰亨豫大”，如何在实践里蜕变为思想整顿、政治清洗与好大喜功的营造。读者记住的，往往不是谁忠谁奸，而是司马光“毫无原创性”背后的结构性难题，是太后、宰执、台谏、皇帝四方角力时那种近乎政治惊悚的张力，更是徽宗以“丰亨豫大”为纲、把政治理想物化为应奉司财政的荒诞与必然。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忠奸善恶”叙事、想看清制度与观念如何共同塑造王朝命运的读者。
作者简介
方诚峰，1980年生，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代表论文为《“文字”的意义》和《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跳出党争视角，从体制与文化重梳北宋晚期政治演变。
- 揭示士大夫政治理想在实践中的异化过程及其后果。
- 分析帝制政治在技术观念层面的弹性与多元性特征。
读者共识
- 史料详实，文笔清爽，分析细腻，堪称史学研究典范。
- 视角新颖，跳出传统君子小人二分，见解令人拍案。
- 部分读者认为前后章节衔接略突兀，整体评价极高。
精彩摘录
- "曾布：“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 哲宗：“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 曾布：“更三五日亦无妨。” 哲宗：“不妨。”"
- "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
- "综上所论，在元祐政治中，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不是苏程（或洛蜀）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二人为什么共同成为批评、警惕的对象。这不是洛蜀朔入党争、元祐党内部分裂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的，而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情绪的反映：在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参照下，“安静”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追求；而对“安静”威胁最大的，就是苏轼、程顾这两位文宗、儒宗，他们与王安石的相似性是如此地明显。"
- "应奉司钱物虽然源于应奉，但在徽宗末年真正成为王朝一个新的财政系统。 上表也可非常清楚地说明：应奉司与经制司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财赋征调方式。南宋的经制钱、总制钱，其实就是在徽宗朝经制、应奉司诸色钱物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成为南宋户部经费的最主要来源(283)。到了南宋初年，臣僚非常赞扬经制司的敛财方式，前面也引过了——“取之于微，而积之于众，求之于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所收至微，所得至多”“无害于民，贤于缓急暴敛多矣”“敛之于细，聚之则多，而实不害于民”等等。即整合零碎的财源，汇细微而成大宗。 但是，出于对北宋灭亡的反思，南宋人当然不会对应奉司也进行类似的褒扬。徽宗朝的应奉，对于北宋的崩溃确实有"
- "为了建立独立的财源，东南、京东西的公田是一个手段，但其实是苛暴虐民之政。相比之下，更为“成功”的其实是“所收至微，所得至多”的宣和应奉司诸色钱物，它们与经制司的七色钱一起，试图在不打乱王朝财政，又不明显增加民众负担的情况下，整合零碎钱物，获得一条新的利益之源。这是危局之下的财政，对于徽宗朝来说，这一努力没有能挽救自己的崩溃，但却在南宋提供了关键的财政收入。某种程度上，应奉财政体系的独立过程说明了徽宗朝政治体制的“创造性”所在，这是由方腊起义倒逼出来的。"
- "从钱物的角度来说，应奉系统的出现，是徽宗朝财政中央化大背景下的一环——徽宗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最大“奥妙”，就是在财政分配上施行“弱外以实内”的财政中央化政策；在敛财手段上则把征榷这种“间接税”推向极致。"
- "当研究者探讨中国中古政治家的思想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并非不注意政治家的实践，而是将其思想、实践视为一种定格的事物。在帝制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创造性始终是有限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总能提出别出心裁的政治理论，而是能将固有的政治主张作不同的强调、不同的组合。这是中国中古政治理论的特色所在。 孤立地看司马光的任何一项政治主张，根本不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引人之处在于，司马光不断地思考着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即使他武器库里的选择总是那么有限。到了晚年，他坚信找到了将政治秩序永恒地维持下去的武器组合；他相信自己经历、考虑了破坏政治秩序的主要危险，并找到了解决方案。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心目中"
- "绍圣重修《神宗实录》可与北宋历史上重修《太祖实录》作一比较。重修《太祖实录》时，除了补充史料外，政治上的考虑有二：一是解决太祖本人称帝的合法性问题，以“宋受周禅”代替“兵变夺国”的形象；二是为宋太宗兄终弟及正名(204)。这些都只涉及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但是，绍圣重修《神宗实录》的上述做法，内容上不是为了补充史料，而是借史料择取重新评价政治是非；而且，绍圣修史虽然号称意在显明先帝“盛德大业”，但矛头所指其实是士大夫如何思考所谓先帝之业，即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因此不单是修改实录中的记载而已，更是将实录、材料之文字与史臣、作者对质，其得罪轻重便系于其文字。 当然，《实录》改修所涉文字毕竟有限，参与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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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方诚峰老师博论基础上而来的著作 主要是研究的哲徽两朝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 摆脱了“新旧党争”的窠臼 突出元祐垂帘体制时的女主政治以及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对北宋晚期政治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和我长期以来的思考相契合 但是 编类章疏和应奉司两小部分 我是真看不下去 对于元丰八年 蔡确同意恢复“三省同取旨”的原因 不仅是由于蔡确要出任山陵使 还因为 此时 蔡确由右相升任左相 丧失了单独取旨的权力 而右相韩缜继承此权 故蔡确为了便于参与决策 自然同意恢复“三省同取旨”的旧制
非常邓小南，可以说是贯彻了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思路，将制度作为条贯以勾勒政治实践的具体图景。元祐绍符几章很精彩，对垂帘前后政治现象的解释多有精妙之处，但最期待的徽宗部分反而显得有些薄弱，有观点先行之嫌，最后一章与其说是专论毋宁说是对全书架构的一种补充。
北宋政治史的又一力作。方法上继承了北大制度史的理路，内容上接续邓老师的祖宗之法，主要讨论了哲宗和徽宗两朝的政治史，即士大夫政治如何被异化。话题极具延展性，未来可期。第一到三章，主要以时间为线索，从理念、制度、政策、人事等方面梳理了元祐以后司马光的政治蓝图，非常时期的垂帘体制以及哲宗亲政后的政治文化。分析细腻，材料充实，令人信服。尤其是司马光的设计、元祐三省的变化、哲宗朝的文字狱等都极有新意。第四到六章主要从统治方式、财政结构和宗教三方面论述了徽宗朝丰亨豫大的政治文化以及徽宗本人自我神化的作法。更类似专题式研究。尽管撷取的面相都非常重要，但系统性不如前三章。作者在书中完全落实了邓老师的治学思路，包括说法与做法之间的落差，文书运作流程的还原等。p.s编辑有失职，好几处文字有误没校出来。
非常不错，反驳党争视角的事后诸葛亮的结论，第一章第一节司马光的难题，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初期四朝，司马光遇到难题以及他的解决路径，仁宗英宗神宗初期强调君主的重要性，突出君主有为自做决断，到神宗朝终于实现，但君主有为之下却不符合己意，故强调政体的系统化与任用合适的人才，但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在神宗朝实现，到哲宗朝初期因为废除新法撕逼才真正践行了开言路的主张，新法的副作用也在这种体制下被纠正。总体来讲，司马光虽然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放嘴炮，我倒是认为他思考的还是很认真，也在应映皇帝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主张，哲宗朝初期还是实现了他终其一生不断深化的政治设想，司马光其实也一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君主应该做什么，但问题关键是在于他常年未参与一线的地方行政，所以绝大多数时间干的事情用处都很有限。
小书小圈子，一水的四星。
写哲宗朝的几章好过徽宗朝
分析详细，揭示了徽宗時代的特異
前半后半其实联系没有那么大，谈几点感想：司马光之所以能在元祐初年推动强硬的反新法议程，是因为（只有）他在熙宁元丰年间没有实际任事，其他旧党领袖在神宗时为官，多少持暧昧态度，元祐初年是一个强硬偏激的人带起整个节奏跑的态势；论及赵煦与群臣的相处方式，说这是他对元祐年间枯燥无趣的君主教育的逆反，不一定说得通；赵佶自我作古，制礼作乐，不汲取什么三代思想资源，在日常仪式和首都生活中营造华丽的政治景观，反倒是没有君权神授概念，非常“现代”的理性做法
上佳之作
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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