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日本史学当作一条独立流淌的河流，而是始终追问：史学究竟被什么力量塑造？永原庆二作为中世史专家，以“局内人”的清醒，揭示明治以来的日本史学如何与国家意志深度纠缠——从重野安绎主持修史，到实证派在神道一国学派打压下放弃对权力的批判，再到“东洋史”的设立竟服务于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式侵略。读者最感震撼的，恰是这种“对国家不利之事不予研究”的传统，竟延续至今。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讲座派、近代主义派的梳理，以及战后一代深刻的反思，构成全书魅力所在。它适合所有关心“历史书写如何被政治塑造”的人，而非仅仅寻求史实脉络者。
作者简介
永原庆二（1922—2004），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专研日本中世史。194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生前为一桥大学教授，1970—1973年任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理事长。著作等身。他过世后，日本吉川弘文馆整理出版了10卷本《永原庆二著作选集》。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系统梳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学的演进脉络，重点剖析历史学与国家政治、社会变迁的深层互动。作者不局限于具体研究史的细微描述，而是致力于厘清史学发展背后的思想动因、问题意识及方法论转变，揭示学术潮流如何受时代政治环境制约与塑造。
- 内容涵盖从启蒙主义、实证主义到超国家主义历史观的演变，以及战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书中详细讨论了日本史学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构建自身合法性，以及学者在战争与和平不同时期的学术立场转换，展现了史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复杂面貌。
- 作者作为日本中世史专家，对网野善彦等社会史学派的批判性反思尤为深刻，揭示了学术争论背后的理论困境。同时，书中涉及日本东洋史学科建立过程中对亚洲邻国历史的偏见与帝国主义视角，为理解日本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与批判视角。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梳理了日本史学从明治到战后的清晰脉络，特别是关于史学与政治、战争关系的论述具有深刻洞察力。尽管存在对东洋史、西洋史覆盖不足的缺陷，但其对日本史学内部流派演变、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分析极具价值，是了解日本史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尤其对反思学术独立性有启发。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翻译质量堪忧，特别是附录中的参考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导致无法检索原始文献，严重损害了学术工具书的实用性。此外，部分读者认为作者立场偏左翼或存在特定学派偏见，对某些流派的描述不够中立。建议在阅读时忽略翻译瑕疵，重点关注其核心论点，并自行查证原始文献。
- 读者强调本书对于理解日本学界为何长期存在对中国、朝鲜历史的偏见具有重要警示意义。书中揭示的日本东洋史学科建立初期的帝国主义动机及学术封闭性，解释了当前中日韩历史认知差异的根源。尽管存在学术覆盖面的局限，但其对史学社会学层面的剖析，使其成为研究东亚学术史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关键文本。
精彩摘录
- "上述人事变动表明，明治国家正史编撰主导权掌握在考证派汉学者手中。另外，曾与重野意见不合的川田刚也离开修史馆，转职宫内省。1882（明治十五）年正史编撰工作按照重野设定的路线正式启动。此时，重野、久米、星野恒等后来帝国大学设置史学科（1887）和国史科（1889）时曾先后就任教授的一批人物齐聚于此，均为汉学派考证史学者。（P12）"
-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文明”突出地体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因此具有普遍意义。“文明史”不是从固定的、特殊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的历史，而首先是从普遍性、规律性发展的角度来把握历史。这种对历史“进步”的确信几乎是亲身经历过幕藩体制急剧解体的维新时期知识分子所共有，其潮流一直影响到战前昭和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唯物史观历史学，以下均记作马克思历史学）甚至是“战后历史学”。（P18） 但不能忽略的另一面是，这种启蒙主义进步史观对明治国家在“文明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自上而下的开化政策）没有丝毫怀疑，对其所指向的“国民国家”形态也没有丝毫批判。因此，不久后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领袖植木枝盛和德富苏峰分别提出“明治"
- "神道一国学派立即作出还击。1889（明治二十二）年创刊、以教化国民为目的并得到政府支持的《国光》杂志成为神道一国学派发表观点的主要舞台。1892（明治二十五）年2月25日该杂志（第3卷第9号）刊载未署名文章《论暴露国家大事者之不忠不义》，从正面以严厉口吻批判久米：“即令为事实，苟于君国有害无利，不行研究乃学者之本分，况其出自虚构”，指出将神道看做原始诸民族共同的神灵信仰“对君国有害”、“暴露大事有悖学者本分”。此即为不谈论、不研究对国家不利之事这一直到今天仍成问题的思考方式之渊源。（P32） 该事件明显体现了学院派实证主义历史学受到天皇制政府的痛击，此后该集团虽然坚持实证主义，与文明史学派联合"
- "1894（明治二十七）年那珂通世建议应在一直受忽略的中学教育中设置“东洋史”科目，建议得到采纳。1904（明治三十七）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中首次开设“中国史学”，1910（明治四十三）年改称“东洋史学”。白鸟库吉为“东洋史学”的担当教授，其研究范围也从中国扩大到朝鲜、北亚和中亚地区。 京都帝国大学（1897年创立）在1906（明治三十九）年也设置文科大学，翌年开设史学科，同时开设“中国史学”（后来的东洋史学），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一1934）任担当教授。湖南与三宅雪岭有共同之处，主张民族主义思想，同时认为日本文化处于东洋文化的延长线上，因而也可称之为亚洲主义者。 以那珂通世、白鸟库吉、"
- "另外，明治以后日本逐渐强化了对朝鲜的民族性、国家性的蔑视感，祸及其他领域，丧失了正视、研究朝鲜史的态势。“日韩合并”确立了这一倾向，“朝鲜史”在“东洋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典型反映上述问题的事例是直到战后旗田巍（1908一1994）的《朝鲜史》（岩波全书，1951年）出版之前，“朝鲜史”都没有一部被作为单独民族、国家的历史而进行体系性论述的著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科并立制促使日本史认识带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一点很重要。另外，1904（明治三十七）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和“国史科”重新改组为“史学科”。1910（明治四十三）年9月，史学科下设置了“国史”、“东洋史”、“西洋史"
- "前述三科并立制的形式是将“东洋史”作为研究、教育的一门学科，但日本对亚洲史、中国史感兴趣的立足点并不同于过去，即将中国作为本国文明之母国，对其心存敬畏；而是完全相反，为了与欧美携手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侵略的必要性而对其历史发生兴趣 因此，日本的“东洋史”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与其说从中国学习，莫如说是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史研究中学习中国史知识乃至中国史观。当然，也有像内藤湖南那样对东洋文化具有强烈信心的学者，他甚至认为“对东洋文化的进步发展而言，国民间的差别是个小问题”（《新支那论》），是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但大部分人站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延长线上，从概念出发认为"
- "原胜郎日本中世史观的背后存在着罗马帝国衰亡、边境的日耳曼民族兴起、欧洲中世纪世界形成这样一幅欧洲古代向中古史过渡的示意图。换句话说，他认为此种类似的过渡也体现在以京都为中心的古代律令制国家向武士崛起的镰仓幕府体制发展的过程中。（P40）"
- "在明治后期日本向帝国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明治初年（前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很难客观地看待本国情况并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历史学家的批判与其说因为大逆事件和南北朝正统论事件而遭到封杀，不如说他们内心怀有对民族主义或者强大国家的认同乃至受其吸引。（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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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史学与社会政治关系角度论述，以重要问题论争为线索，简明。
怎么说呢，基本上个个大问题都讲到了，也能做很好的入门指引，但总觉得欠缺些什么。
梳理顺畅，书后附录是个好东西。
中国史研究者应该看一下，以此了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时的问题意识来源。
不知为何评分如此之高，就20世纪历史学而言，中国、日本和欧美脉络基本一致，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到社会科学化史学等等，作者对“社会史学”的冷静反省值得关注。
学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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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当代的某些流派风格之分能一直追溯到明治大正时代，而这又与国家政治的干预密切相关。
喜欢了，很清楚的近现代日本史学史。七期的分法对读者很友好，书后索引和年表都比较便利。立场客观，融入了不少作者对理论的思考，挺好。他山之石，对重审中国近现代史学也很有启发。可惜对七十年代后的叙述太过乏力，也比较偏左翼一点，另外就是对西方影响写的少。
作者一贯的风格，流畅且条理清晰。就是翻译不对我个人的胃口，略难受。
翻译减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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