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欧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欧洲汉学界影响颇大。作者以"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稍后年代（1956-1960）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想与苏联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全书以时间的变迁为经，以中国的文坛大事为纬，穿插中苏文学之交，以大量的史料和实证的立场，编织成一部断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十七年文学"（1949-1966）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基点。这本写于1960年代、部分内容曾经在70年代作为"内参"资料被少数人传阅的著作，它所讨论的话题，依然是当下学界绕不过去的问题。该中文译本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完整译本。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1956至1960年中国文学与苏联的复杂关联
- 以史料实证梳理双百方针及反右运动中的文坛变迁
- 剖析党性原则如何重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规范
适合谁读
- 现当代文学史及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
- 对冷战时期中苏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十七年文学体制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学者
读前提醒
- 注意区分苏联影响与中国本土传统的融合与张力
- 结合当时政治背景理解文学批评背后的权力逻辑
- 留意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演变的分析
读者共识
- 史料翔实，提供了独特的海外汉学比较视野
- 虽出版较早，但对理解五十年代文坛仍有价值
- 侧重外部研究，对文学体制与政治关系剖析深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不能仅仅将中国的文学理论规范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产物。作为其核心的党性原则（即对党保持忠诚，党正在领导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要求的是向新社会彻底献身的言），既来自传统的忠诚思想，又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支持。即便完全搞凊楚中国文学理论规范的源起，仍然无法准确地探究这一理论体系中欧洲和中国的传统是如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的，因为它们都失去了原有的精髓。因此，必须把1960年的中国文学理论规范看做是一种全新现象，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不是独立于外国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本国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异于苏联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规范，它是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产物"
- "当代西方批评最好的模式是分析文学作品然后再作归纳，而这篇《论艾青的诗》以及一般的中国文学批评是演式的，从一个既定的假设与价值观念开始，批评家试图将独特的创造性作品入他自己的（或党的）哲学、美学和政治模式之中。"
- "我坚持认为本书论述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依然相关，这一点需要更为详细的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让读者能够欣赏巴尔扎克和其他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如弗雷德里希・思格斯写道，当巴尔扎克预见到他所钟情的贵族将不可免地走向衰败时，他违背了自己的阶级情感和政治主张。这用思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事实上，这是文学超越了先性的政治差别的胜利。同样地，尽管古希腊艺术脱胎于奴隶社会，马克思却对其大加赞賞，这使得文学可以免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对这两个例子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学论争的关系本书都有所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至少就十月革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党的正统立场来自于毛泽东与周扬的理论阐述,中国文学理论中绝大部分“文学”的定义,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论述那里。"
- "该研究的另一目的是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作出评价。中国文学的理论与苏联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如果不了解它们的苏联原型，中文学理论的某些特征是很难理解的。这里我们必须把影响与相似区分开来。中苏两国某些共性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它们的相似性，两国在社会组织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
-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要清楚地确认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影，就必须梳理中国文献中明确提到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找到苏联著作和文章的中文翻译，或者苏联作家与中国同行个人接触的迹象。"
- "邵荃麟将黄秋耘的意识形态错误归结为“人道主义”。邵荃麟将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贬斥为与阶级斗争相悖的堕落的观念，以此奠定了中共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立场。"
- "1957年初作家们的抗争主要还是思想层面的，但在一些事件里也牵涉到权力斗争。这些作家们很少有政治上的目的，当然不会联合起来反对党对文学事务的掌控，相反，他们各自为营。当1954年底冯雪峰遭批判时，胡风作壁上观，到第二年胡风被斗时，冯雪峰则默不吭声置身事外，1957年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孤军作战。虽然也有一些欠思量的“同人杂志”计，但所谓作家们的阴谋活动，大部分是捏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修正主义的危害，从而可以让文人完全顺从于党的领导。"
目录
用户评论
猜测下，这本书刚出的时候在欧洲估计算比较另类的（？）毕竟六十年代的欧洲毛主义还是很被向往的。。。（这本书我拿起来就没放下）
很难想象一本1965年出版的西方汉学研究专著直至今日依然很难谓之过时。本书细密地探讨了中国五十年代各种运动与苏联官方认可的文学、文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文化、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其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作者还分析了五十年代中国重新阐释传统文学的现象及动机，讨论了同期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文学（非苏联文学）。
注意：苏中关系对文艺政策的影响
稍微翻了翻，以“影响”为题，主要涉及对于文学体制和文学理论的外部研究，史料翔实。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政治是复杂而多变的，国内学者往往倾向于进行粗略的分期，在分期的框架下进行文学史的书写，但这一情况往往脱离实际，因为政治的变化可以迅速到几个月一变。佛克马可能是少见的在60年代就对毛持有保留意见的学者了。
简单清晰
一本值得反复摩挲玩味的好书，本来想从书里探寻一下苏联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关系。没想到读罢，才发现这本书可以称得上56-60年中国的断代文学史。在这么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苏联的联系即有显性，也有隐性之分。中国从一开始生硬地照搬模仿，到越来越大胆地挪用，再到最后另立门户，走自己的两结合道路，这一条看似成长的道路上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苏联一地鸡毛的背后，留下来的是好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少世界文学经典，诸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等等，而反观我们一片繁荣的背后，是整个文学丧失了现代文学的深度，这不得不令我们反省深思。时代发展与物质文化发展的悖论在我们这儿又神奇地应验了。
把苏联文学作为衡量中国文学的尺度，预设了作家的相互批评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冯至艾青），论述比较双标。
为什么不相信马克思相信的“存在共同的永恒的人性”的观点呢，非要站在人道主义的对立面，置政治标准于艺术标准之上，多可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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