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eridge是最早接触到德国《圣经》学术的少数几个英国人之一,他仔细研究过赖马卢斯(Herman Samuel Reimarus)、莱辛等人的著作,对《圣经》学术的历史层面有了比较深人的认知,这是促使他最终将目光转向基督教的道德真理和精神真理的一个主要契机。不过,总的来看,德国的《圣经》学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神学界并无太大的影响,从字面上解释《圣经》仍是相当普遍的倾向。除了正统神学家和教会人士的冥顽守旧而外,福音派思想的广泛流行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对福音派而言,《圣经》乃属上帝之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无谬性,因此,对《圣经》的诠释就绝不可能延伸到字面以外的意义层次"
"达尔文受地质学的均变说影响,又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发,将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归因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后来,他又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中明确提出,人是从低等物种向高等物种不断演化的结果。在这个视野下,基督教关于上帝的创世奇功、人的堕落和拯救的教义就完全失去了支撑。支配着世界的不再是个全能的、仁慈的上帝,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法则"
"托马斯·阿诺德对英国国教的广教会(Broad Church)有非常大的影响。根据科尼比尔(W.J Conybeare)发表于l853年的一篇文章的说法,在19世纪中叶,英国教会包括三个群体:一、低教会福音派,这个派别相信《圣经》具有字面的真理性,强调充满热情的个人皈依经验,主张简化教会仪式;二、安立甘高教会派,这个派别相信教会及其仪式传统;三,广教会派,这个派别支持一种真正具有广泛性的全国性教会建制,在神学上偏于自由主义,主张对同时代的圣经评断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动向作出回应。参见Philip Davis,The Victorians,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
在“批评”(运用想象性理智了解和传播最优秀的思想)淹博持中的视野下,理智与知性(哲学)、情感与想象(文学)这两个极端得以互相接近彼此渗透(p 46);以追求人性的和谐完善为共同“文化”理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得以互相指涉彼此参照,达到知行平衡 (p 175-6) # Arnold, in his attempt to reconcile faith and reason, became almost a self-appointed prophet # 所谓“带情感的道德”(Arnold)、“想象力的真理性”(Keats)、由隐喻引导出的灵性体验(p 205),都是对“真理”本身所做出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