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方东树、唐鉴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其生平际遇虽有所不同，学术造诣亦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多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步入近代之时，两人各有一部著述风靡一时，歆动天下，这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二者都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职此之故，因将两人重要著述合编为一卷。以下分别述之。
一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因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五十知非”，卫国国君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
参见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方东树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泽，字苧川，晚自号待庐，乾隆十二年（1747）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主讲山西洪洞玉峰书院。能诗擅文，论学尊崇朱熹，论文宗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训，字味书，未入仕。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承桐城派大家刘大櫆、姚鼐之学，力倡古文词，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
受家族和家学的影响，方东树自幼向学，即喜为古文词，并显示出很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他仿效南朝齐、梁间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得到乡里前辈叹赏。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范围日益广泛，兴趣也有所转移。据其自言：“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盭，为不当意”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22岁，他与父亲方绩同拜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家姚鼐为师，受业于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在姚门诸弟子中，方东树不仅“随侍讲席最久”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八年条。，而且以其杰出的诗文才华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学术趋向，深得姚鼐器重，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
在拜师姚鼐的同年，方东树亦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广生。与所有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方东树也期冀走上读书做官、学以致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十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乡试，一次应考岁试，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年届57岁，始绝意仕途，不再应试。
科举多次受挫，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参赞幕府。他先后馆于江西新城陈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志伊尚书府邸，又辗转于安徽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并应姚鼐之邀，长期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其间还曾应江宁知府吕燕昭之请，参与纂修《江宁府志》。虽常年往来奔走，不遑宁处，但收入却极为微薄，方东树常常陷入衣食着的窘境。诚如其自言：“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羇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48岁的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请赴广州，参与纂修《广东通志》。此后数年，除短暂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协纂书籍，或教授经学。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遂自粤归里。其后，又先后主持安徽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佐理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客居武进县令姚莹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广东参赞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次年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请，参与纂修《粤海关志》。道光二十年（1840）归里，授徒论学，培养人才。桐城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文汉光、甘绍盘、郑福照等十余人均出其门下，各有所成。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闻》等书凡十余种，并自编其文集、诗集。虽然生活依然艰困，但方东树甘之如饴，著述授徒，“益穷性命之归”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唯对自己当年因漂泊在外，生计窘迫，未能归家为其父亲奔丧一事耿耿于怀，“誓宜没于外以自罚”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咸丰元年（1851），当新任安徽祁门县令唐治邀请他前去主持东山书院时，方东树不顾年高体弱，执意前往。未及数月，即因病卒于当地，享年80岁。
尽管终其一生，方东树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始终坚持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尝言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发生水灾，县令杨大缙不但不加抚恤，反而一味贪赃婪索，导致民怨沸腾。而当地官府竟以民变上疏安徽巡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当时方东树正客居邓廷桢幕府，闻讯后立即面见邓廷桢，详陈实际情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请求罢兵，终于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涂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东树因参赞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客居广州，目睹鸦片流毒天下，祸害百姓。他忧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劝戒食鸦片文》。。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提出：“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化民正俗对》。又作《劝戒食鸦片文》，痛陈鸦片之害，力劝食者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方东树虽然已因年老归乡居家，但仍心系国事。当他得知朝廷将帅面对英军进逼大多退守避让，不战而逃，东南数省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兵燹之祸时，极为痛心疾首。他不顾衰病在身，伏案疾书，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纵横捭阖，鉴古论今，提出收服汉奸，申严军法，增修武备，禁断贸易等制敌之策，认为“谋国之道，不恃敌之不攻，惟恃我之不败。今日之事，及逆夷暂退，急须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只要“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病榻罪言》。。道光三十年（1850），方东树已家居10年之久，年届79岁高龄，但当他读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与魏默深书》。，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当年。诚如其弟子苏惇元所言，方东树一生，“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首。，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
当然，方东树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恪守程朱理学、捍卫儒学道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尊崇朱子之学，历来是桐城方氏家族的传统，方东树也不例外。他“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从姚鼐，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自谓“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二”。故其立身处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学术，裁量人物，不以朱子为宗，甚而“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序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对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方东树自然深为不满。他曾撰《辨道论》，指责汉学“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辨道论》。。嘉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不仅学术界群趋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而且还出现了为汉学家立传，彰显汉学学术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即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眼见“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丳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本不欲置辩的方东树再也按捺不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发愤著述，撰成《汉学商兑》三卷。他仿效朱熹当年为批评其他学人学派之说所著《杂学辨》的体例，首先摘录论敌原文，再“各为辨正于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书；所作辨正，“特论其纲领宗旨”；若“援引事类，或推衍余意”，则“以类附注句下”。全书“本止一卷，首尾脉络相贯”，但因篇幅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在阐发其书宗旨义例的《序例》中，方东树开篇即列举汉学家攻击宋学的要点所在，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由此出发，方东树旁征博引，反复辩难，对汉学家的思想主张、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集矢于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汉学大家，大段征引其言论观点，逐条予以辩驳，甚至不惜攻击谩骂诋毁之辞。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立说，“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尤为反感，指责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一言几于道，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重序》。！不仅如此，方东树还给汉学家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比之于杨、墨、佛、老，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他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学士大夫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噍类矣”。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学术宗旨深致不满，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故而他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核的学术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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