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把财政金融改革从'技术演进'还原为'利益博弈'。读者反复提及的'笼中虎'、'拨改贷'、'连裆裤'等行话背后，并非单纯的政策优化，而是决策层在国有部门筹资、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反复权衡的角力场。它揭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判断：'大财政、小银行'的根源不在计划经济本身，而在'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下财政主导权的始终不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重视积累、轻视民生'上实则一脉相承。对这类读者，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让你看清'中国金融改革这道方程为何无解'，理解今天的财税格局从何而来——它适合那些不愿停留在标签、想追问制度背后逻辑的人。
作者简介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人选，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学术和教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奖项。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解读28个标志性事件，如拨改贷、利改税等
- 揭示财政与银行关系演变及政府驱动模式
- 结合历史细节与理论逻辑，构建本土金融观
读者共识
- 梳理清晰，是了解中国财政金融史的佳作
- 部分章节枯燥，但核心内容极具参考价值
- 深刻揭示改革不易，体现摸着石头过河
精彩摘录
- "借助证券市场发展的分流储蓄行动何以最终无功而返？原因其实很简单，与刻意塑造国家担保型银行体系的意图一样，决策层当初介入证券市场的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给陷入财政困局的国有部门筹资。从理论上讲，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家庭金融结构中的银行存单与股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国家需要掌握银行信贷与股票筹资之间的金融平衡，以便使金融支持之和达到最大化。问题是，中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深陷各方利益博弈的“漩涡”而极具不稳定性，由此决定国家无法赋予其更大的金融支持“权重”。无论如何，决策层绝对不会允许出现这种的制度变迁结果，即以削弱既有被证明是相当稳定而有效的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能力为代价，来"
- "“大财政、小银行”尽管是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经济现象，但至今仍为失去其意义。不过“大中央财政、小中央银行”的格局，已经转变为“大地方财政、小商业银行”的模式。或者应当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依旧存在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让我们认识到，其根源并不单纯在于计划经济，而在于“政府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政府融资格局中，无论财政与银行孰强孰弱，财政的主导型始终不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央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前三十年，和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后三十年，在重视积累、轻视民生的倾向性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只要政府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改变，政府就永远不会放弃对国有银行所拥有的金融资源的控制。"
- "与税收专管制度向税收管理员制度转变的进程相符合，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税收能够多年保持超GDP增长：第一，税收增长与GDP增长比较，税收弹性高。1986-1992年税收弹性（税收增长率/GDP增长率）仅为0.43，而1995-2009年达到1.39；第二，税收弹性自身比较，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增长率后税收增长率远高于分税制改革前。1986-1992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7.2%，而1995-2999年达到17.8%。许多研究者指出，这是与税务部门加强税务管理有关的。税务部门加强税务管理的机制有多种，如税收信息化技术的应用、税收从业者规模的扩大、国地税机构的分设等。其中不能否认的是，税收专管"
- "（1）财政银行配合不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从财政部脱离出来，单独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与财政部共同管理宏观经济。从目标特征点来看，财政政策更侧重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更注重需求总量调整，但在实际调整中，两者缺乏调控机制与作用的协调，导致产业结构至今调整缓慢；从长期目标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承担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使得两者的目标缺乏明确的界定；从阶段特征来看，两者的政策目标都带有浓重的相机抉择特征，财政政策正在试图将降低与经济冷热的相关性，而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也逐渐向“稳定器”功能转变，使得各个政策内部存在的协调问题表现在外部的政策目标上愈发明显。二者的不协调主要体现"
- "“八字方针”是国家针对经济发展困境提出的调整政策。中国政府曾经提出过两次重要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即在“大跃进”之后困难时期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调整方针，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面恢复和调整时期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发展方针。"
- "两次“八字方针”都是与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的政策目标，它的具体含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经济结构的失衡会加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同时经济的大起大落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两次“八字方针”的提出，都是国民经济发展极度失衡以及经济波动程度加剧的产物。 两次“八字方针”虽然都以调整国民经济失衡为主要目标，但调整的目标和方向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以“巩固、充实”为主要方向，因此，内在的经济发展矛盾并没有解决，导致了国民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得不提"
- "自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引发了对税收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超常增长”的质疑，如果将我国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理解为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税收增长的结果确实有抵消扩张效力的作用。但如果放宽视野，与1978-1994年间税收“超常减少”相对比，前者一户可以被理解是对后者所造成的的不良格局的自然纠正。"
- "只考虑企业有偿使用资金，却没有考虑企业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国有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都是按计划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确定的，有一部分项目不能盈利；即便是投资效益好的企业，企业缴纳55%的所得税和一定比例的调节税之后，利润也所剩无几。过重的税收和上缴，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积累，无法归还银行本金和利息。事实上，大部分企业连利息也难以承担，只能靠再贷款来支付利息。实行“拨改贷”以后，造就利率一大批没有资本金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变得负债累累。据统计，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负债总额是38315亿元，按当年一年期的贷款利息8.64%计算，又有企业一年需要向银行支付利息3310亿元，相当同期企业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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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整理的很清楚。
梳理了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可以对以往的改革事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部分章节写的很不错
历史课
社会主义经济学必读。。。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要到哪里去
一章一个事件，值得一读。
官方表述
看了债转股和股权分置改革两节内容，前者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银行坏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企作为债务人的坏账），后者解决A股上市公司的全流通问题。两个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对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一方面体现为政企不分，国企债务政府兜底导致银行胡乱授信，另一方面体现为为了保持国家股的绝对控股地位设计出非流通股的概念，引发制度化的不公平。
其实历史总是以各种形式不停在现实中继续上演，H股全流通不就是新时代的又一场股权分置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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