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锋利的地方，在于它揭穿了一桩历史的"合谋":清廷把一小部分人钉成"贱民",从律法、伦理、经济方方面面予以歧视,恰恰是为了把全社会对统治阶级的怨气,疏导、转移到这些最无力反抗的人身上。它让你看见,一个"法理当然"的世界如何运转——卖身契上那个刺眼的"情愿"二字,不是施舍,而是官府为人口买卖盖的合法印章;曲阜孔府大堂上陈设的刑杖签筒,说明特权可以越过官制直接伸向平民。它适合所有对"等级"二字有好奇的人:它不满足于罗列贱民种类,而是逼你承认,制度可以废除,制度沉淀出的观念却极难清除。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首次从等级视角剖析清代贱民地位及内部划分
- 详述奴婢、堕民等贱民来源、特征及法律地位
- 揭示清代等级制度高度灵活且稳定的社会功能
读者共识
- 了解清代社会结构的必读经典，条理清晰
- 打破穿越幻想，揭示封建等级制度的残酷性
- 贱民观念难以根除，对现代仍有警示意义
精彩摘录
- "绅衿虽然不像缙绅那样拥有较多的特权，但是他们在地方上的实际势力不容忽视。“向来同年故旧联络声援，及地方官与在籍缙绅结纳徇情，最为恶习。”他们彼此间有许多矛盾，但共同的利益又使其需要彼此依靠，相互利用。绅衿削尖脑袋争取能够出入衙门，获得许多非法权力，以便包揽钱粮，起灭词讼，武断乡曲。地方官则需要靠绅衿以及地方乡居缙绅协助统治。他们“上迫于长官之考成，下迫于豪横之把持，英气销铄，专意结合士绅，保其一日之利”。“官长行好事，还要乡绅出来方得圆满。”皇帝“依靠地主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缙绅和绅衿两个等级共同形成了清代统治阶级的基础，直接压在百姓头上。"
-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地主制经济为基础的。所谓地主制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耕农有时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过，即使在自耕农占比重大的时期，租佃关系却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的经济关系。佃农是基本的直接生产者。自宋代以降，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小的变化，经历了从人身隶属关系向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而人身依附关系又在逐步松弛的发展过程。到了清代，佃户的法律地位达到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 "清初曲阜县令一缺，由衍圣公保举孔氏族人充任；从而县令为衍圣公服务是自然的事了。衍圣公在实际上行使地方行政权与司法权，他可以对不服差唤的佃户施行拘捕法办。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曲阜县令由朝廷拣选补调，但孔府大堂上一直陈设刑杖签筒。佃户不及时听候差遣，衍圣公可开信票通知有关县令拘押，解到孔府堂讯，判处枷号等刑后送县执行。不仅对佃户如此，衍圣公对孔氏宗人和当地一般农民也同样具有这种权力。"
- "这些规定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凡人对缙绅有所侵犯，要加重处刑：缙绅与凡人发生讼诉案件，不须出庭，只派家人告理即可：即使受到审讯，也不受刑讯；即使讼败，也可不必服刑，只罚俸或缴纳极为有限的赎金了事。可见，缙绅的法律地位明显地高于凡人。 在赋税徭役方面，缙绅有优免特权。清制，百姓有承担官差徭役的义务。各种官差称为“力差”，后改“力差银”；又摊征于地粮，为“均徭银”。不论征夫还是摊银，对百姓都是沉重的负担。除皇帝出巡时沿途所需各种支应，即所谓“大差”而外，杂差名目更是繁多。例如，有人列举直隶杂差有：米车、煤车、酒车、委员过境车、递解人犯车、草料、麸、炭、天棚、挑夫、壕墙、棚栏、井盖、井栏、劈柴、枝子、林"
- "其实，清代略买人口现象之不能消灭，根本原因并不是法轻，乃是由于他们所维护的那种奴婢制度的存在。清廷在准许奴婢买卖人口买卖的条件下要禁绝“略卖”，禁止压良为贱，当然是徒劳的。 应该看到，尽管法律有着这些规定，但压良为贱实际乃是猜代奴婶队伍得以建立、补充、扩大的重要手段。大批的俘虏，是早期八旗奴仆的基本队伍。其后，官兵在战争中掠卖良民子女，官府公开组织招领孤儿，特别是八旗贵族大量接受投充等等，都是清政府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地压良为贱的行为。在一个通行以势以力进行人身压迫的社会里，压良为贱和略卖良人现象禁不能止，是毫不奇怪的。"
- "有清一代，贫苦农民由于还相、偿债或病丧等意外，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因而插标卖身、售妻鬻子以解一时之危的事，不仅在水旱蝗雹之年是普遍现象，就是“在平时亦有之”。民间“因家无衣食，将子女人京贱鬻者不可胜数”。赋税之滥征，也可通得自耕农民售卖妻子。甚至有人为逃避徭役而卖身旗下，因为，定例“凡卖身旗下之人，有丁徭者即开除丁粮”。因此，每年都有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卖身为奴婢，从凡人等级降人贱民等级。清代的执法者和法学家从不把这种交易认作是“压”良为贱，或是“诱”卖、“略”卖，而绳之以法。他们认为，“赤贫之民饥寒待毙，困于计无复出，于是鬻卖以各全其生，此等情形岂能目之以诱？既不为诱，则不当治以诱卖之罪矣”，"
- "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清初历年条例中也规定在下列条件下准许印契奴仆赎身。一是该奴仆年老病衰，“不堪驱使”。康熙二十一年定例，“旗下印契所买之人及旧仆内，有年老疾病，其主准赎者，呈明本旗，令赎为民”。乾隆五年定例，“驻防旗人置买本地家奴，本主因其不堪驱使、情愿准其赎身者，亦准放其为民”。准许年老有病“不堪驱使”的印契奴仆赎身，理由很明显：主人已经不能再从该奴仆身上剥削到任何东西，与其继续花费赡养之资，直至死去，不如令其赎身，更可捞回当初购买该奴仆所付出的身价银两，从劳动者身上榨出最后一滴血汗而后弃之。 二是本主养赡不起。乾隆二十四年定例，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奴仆，“"
- "第一，清代的等级制度贯彻着封建宗法伦理原则。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中，君臣之纲乃是根本，父子之纲要求子孝，夫妇之纲要求妇顺，孝和顺为了齐家，齐家又是为了治国。这种关系，在法典中反映得相当明确。譬如，清律中有所谓“干名犯义”律。父亲有罪，儿子应为之“容隐”。如儿子告官揭发，是为“干犯”，即使告实，其父罪同自首，可免刑，而儿子却被判杖一百徒三年。唯有当父亲犯大逆、某叛罪时，儿子告发，不为“干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子对父只能讲孝，无权揭发他的罪过；当忠孝发生矛盾时，孝必须服从忠。可见父子之纲和夫妇之纲是为巩固君臣之纲服务的，其最终日的是巩固封建统治，巩固君权。因此，围绕父为子纲而建立的封建宗法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