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铺陈了多宏大的知识人谱系，而在它诚实地揭示了一个悖论：近代知识分子曾把文化权力推向空前高峰，却因失去了与乡土、体制的内在联系，最终沦为“孤军作战”的边缘。编辑更想推荐的，是它用社会学的“朋友圈”解剖刀，把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们拉下神坛——原来新文化联盟的聚散，靠的是浙皖地缘、太炎门生、留学日本这些具体纽带，而非纯粹的思想共鸣。它适合那些厌倦了思想史“观念演义”、想追问“思想究竟如何在茶馆、报馆、社团里实际发生”的读者。当然，它也有争议：绪论一流而部分章节止于材料堆砌，理论借用略显生硬。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它成为一部值得“挑着读”的开拓之作。
作者简介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瞿 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宋 宏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晓渔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王儒年 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储德天 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郑志峰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社会史视角重构近代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网络
- 聚焦1895至1949年知识群体的聚散与空间分布
- 揭示从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转型的文化地理版图
读者共识
- 许纪霖序言与第一章视野宏大，极具启发性
- 填补了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空白
- 部分章节材料堆砌，建议结合其他著作对照
精彩摘录
- "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从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十年之间。在1920年代中期，北京已经出现风雨飘摇的景象：一边是长期以来八所高校教授遭受欠薪之苦，一边是军人执政导致的高压政治。与此同时，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也逐渐组合和分化，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关于女师大风潮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比较为人熟知的是周氏兄弟站在女师大学生（以及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一方痛斥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这个词，在鲁迅著作里总共出现了59次。"
- "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在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社会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知识精英大批城居，他们控制了教育和传媒这两个重要的知识和信息平台，拥有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空间，并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正是独立，使得近代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那种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的文化权力变得虚拟起来，仅仅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无论是对社会的启蒙，还是对政治权力的影响，都是如此。由于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近"
- "从地缘角度来看，当时的北大文科基本上由浙籍和皖籍人士主持，其中尤以浙籍教员占据学务乃至校政的要津，教授讲师中颇多浙人，如朱希祖、陈汉章、陈大齐、马叙伦、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叶瀚、马裕藻、朱宗莱、宋春舫等。从新旧角度来看，除陈汉章、叶瀚等教授外，多属新派、接近新派或依违于新旧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士往往有着多重身份，他们中的朱希祖、陈大齐、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皆为《新青年》同人，除沈尹默（被误认为章门弟子）外，同时还都是太炎门生（钱玄同、马裕藻、朱宗莱也属之），又具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这几种因素的重叠相加，使他们在北大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与互动，由此形成了一个交往圈子。"
-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正是这些近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 "根据社会学家周荣德的研究，中国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由于学制的延长、学习由家中或私塾转移到离家较远的学校、统一的服装费用和伙食费用，加上不再有时间能够参加家庭的劳动，一个知识分子完成学业的经济成本较之科举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的情况决定了只有那些相当富有的家庭才有可能供养孩子读完大学，在农村甚至连一些相当富裕的家庭也无力负担他们的孩子上完大学。"
目录
用户评论
序论可观，内容冗芜
合著的问题就是水平不齐。最差的文章几乎命中我所有雷点：老问题没新意；几乎全是二手文献自己不做考证；乱用名人理论，基本上就是某名人说过理论框架X让我们看看X跟我想说的能不能扯上关系，尽管我其实没有好好研究过X；自己的独创理论就是强行拉几个例子出来分类。有一两篇凑合就勉强给个三星吧。我想问的是吹捧这种书的学界有头有脸的人士，不脸红吗？
许老师的新版后记写于2030年，时隔四年，不知有无内情。固然能挑出具体的毛病，对社会学的借鉴也略显生硬，但过了这么多年，此书的问题意识仍属第一流。
一直就很喜欢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感觉他们是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何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书带我从更生动立体全面的角度再次看到那些我所喜欢的知识分子们。
此书从社会学视野出发考察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交际网和朋友圈。许纪霖的绪论一流，高屋建瓴，发人深省，至于各章节材料很充分，但是很多都只停留在材料层面。书中总结知识分子的盆友圈基本由于地缘、学缘、业缘、姻缘其中因素，基本上每一章都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看多了不免觉得疲劳。
序和第一章可读
梁启超谭嗣同等认为学堂报纸和学会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
查尔斯泰勒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的（区域性集会）和跨区域的（报纸杂志等）
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 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
读至40页。
三星半，可为不大熟悉思想文化史学者的入门通识书，许氏序言和首章确是大手笔，其余诸章与时下各专题的新论相比，实在逊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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