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关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文献都没有触及韩国的金钱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同时理解韩国一方面在1997年之前的高效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又在1998年至1999年暴露出了腐败泛滥和低效无能的问题？“政治”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康灿雄阐明了两个论点。第一，在韩国和菲律宾，都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主导了政策制定。第二，在政府和商业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小而稳定的组合中，如果双方保持势力的均衡，那么，金钱政治确实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集中关注政商之间以优惠政策换取贿赂的交易，康灿雄认为政治博弈驱动政策选择，技术官僚面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干预，无法保持自主性，同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为谁获得租金而角力。即使在韩国，腐败也远远超出想象——腐败已经严重到令人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
作者简介
康灿雄 美籍韩裔，现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马歇尔商学院教授，兼任韩国研究所主任。1995—2008年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和塔克商学院，1995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和人类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涵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关系，以及当前关系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西方之前的东亚：贸易与朝贡的五百年》（2010年）、《中国崛起：和平、权力与东亚秩序》（2007年），合著有《核朝鲜：接触战略之争论》（2003年）；另外，他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译者简介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政...
- 以韩菲对比，解析政商博弈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轨迹
- 提出政商相互挟持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 揭示政治考量主导政策制定，技术官僚缺乏自主性
- 对比较政治经济学、东亚发展模式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韩国历史、政商关系及裙带资本主义的研究者
- 希望深入理解腐败与经济增长复杂关系的社科爱好者
- 本书基于博士论文，理论框架清晰但实证部分有争议
- 注意作者对韩菲案例的选取可能存在的先入为主偏见
- 部分读者反映译本存在错漏，建议结合其他资料阅读
- 打破了腐败必然阻碍发展的传统观点，视角独特新颖
- 政商关系强弱矩阵模型解释力强，但实证数据受质疑
- 作为入门读物尚可，但作为严谨学术研究深度不足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在本项研究中，我提出两个论点。第一，在独立之后的年代里，韩国和菲律宾都经历了严重的腐败。第二，政治考虑而非京籍考虑主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制定。通过集中关注国家和商界之间收受贿赂的交易，我认为政治驱动了政策选择；技术官员在进行政策制定的时候，面对政治干预时并不是自主的，商界精英与政界精英为了谁将获取应得的租金而相互角力。"
- "尽管金钱政治—腐败和裙带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事实上却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通常比较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由政府和商界精英构成的小而稳定的系统中，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平衡，金钱政治事实上能减少交易成本，并使长期的合作协议和投资行为更富有效率，尽管这也便宜了那些极少数的相互勾结的有钱人。"
- "官僚们有一种内在倾向，即根据过去的表现来衡量未来成功的概率，并以此规避风险，这因而导致了“富者更富”。无论提交给政府的商务计划的世纪质量为何，少数大企业总是被认为投资风险更小。"
-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北方重建的速度快于南方，而且开始对南方构成实质性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鼓动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南方的政权。与此同时，美国愈加厌倦了韩国的发展不力，并计划减少经济援助。吴忠恩指出，美国的经济顾问们把韩国看作是一个“老鼠洞”或“无底坑”，并开始想通过援助之外的其他办法来影响它。40 不过，美国对韩国安全保障的承诺虽然勉强却还算稳定，李承晚一直是这种承诺的受益者。直到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通过一场军事政变夺得政权，而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东南亚以及越南的冲突，而此时，朴正熙不得不比李承晚更加担心外部威胁。朴正熙最重"
- "表3。3和表3。4包括了一些关于李承晚政府内部提拔的有趣的数据。此处的数据也是混合在一起的。表3。3显示了李承晚执政时期的招录模式。从三级B（Grades I-B）到二级（GradelI）是官僚体系中晋升的“关键”。有趣的是，到1960年，78%的二级干部完全是从系统内部提拔的，而且差不多其中的9%是从二级B以下提上来的。另外，几乎80%的三级A和三级B干部都是从更下一层提拔的。 表3。4比较了李承晚和朴正熙招录和提拔高级公务员的模式。就最高级别来看，两个时期的数据几乎是相反的：在李承晚时期大约64%的部 级干部是特别任命的，而朴正熙时期大约65%的一级干部是通过内部提拔任命的。就三级B公务员"
- "历史上，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一直负债沉重。政府贷款的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别导致了租金的产生。对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韩国来说，资本是稀缺的，以至于1964年场外交易市场的利率达到每年61。4%。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得出结论，十大放贷者中有八个是“伪装了的场外交易市场贷款”46。1970年，根据评估，场外交易市场的规模超过了3450亿韩元，占据了80%的资金提供（以M2为基础），而34%的国内主要信贷是由金融部门掌握的。47一旦拥有了获取政府低利率贷款的途径，也就等于拥有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