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 游汝杰

出版时间

1986-10-01

ISBN

9787208009653

评分

★★★★★
书籍介绍
这并非一本教你如何说方言的书,而是一把借方言逆向破译历史地理的钥匙。两位作者分属不同学科——一位治历史地理,一位治语言学,却恰好构成全书的双重视角:移民的迁徙如何重塑语言的边界,方言的分布又怎样记录文化的交融。书中最耐人寻味处,在于那些看似琐碎的命名禁忌:忌“虎”称“大猫”、腐乳改名“猫乳”,乃至姓氏因避音而改读,折射出民间心理如何悄然渗入语言肌理;而“罗”字冠首的山名,竟与壮侗语“山”同出一源,让地名成为凝固的语言化石。它真正独特之处,是把方言从“地方土语”提升为考察社会史、民族接触与文化替换的史料。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背诵历史事件、渴望从一地方言听出整部文明迁徙史的读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方言与移民、地理、植物的深层联系
  • 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阐释语言演变动因
  • 以地名、词汇为化石,透视中国历史变迁
读者共识
  • 学术严谨且行文晓畅,是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 视野开阔,例证丰富,能极大拓宽读者认知
  • 虽方法论略显陈旧,但启发性强,值得推荐
精彩摘录
  • "语言的核心是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
  • "许多地方忌“虎”,遇“虎”时就改用“猫”代称。如温州把“老虎”改成为“大猫”。长沙将“腐乳”称作“猫乳”。甚至把府正街叫成猫正街,因为“府”和“虎”同音。北方人干脆把“老虎”改称作“大虫”。这种忌讳心理发展到顶点,就连姓氏也不免其扰,姓虎的自念做“猫”,姓孟的改读作“魂”(忌梦音)。"
  • "南宋时代吴语的分布地域大致包括今浙江省全部、上海市全部、苏南(除宁镇地区外)、苏北的通州和海门、江西的婺源、玉山、上饶、永丰、福建的浦城。 …… 今天吴语的西南部边界沿浦城往北进入江西的上饶、广丰、玉山。 南宋时代和西晋以前吴语在长江南岸的分布,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即是从镇江到南京、当涂一代已经变为北方话区。西晋末年以前江南时清一色的吴语区。永嘉丧乱后渡江南下的士族和百姓据考证多达九十万人。……当时设立的侨郡、县大部分都集中在当时的首都建康附近。侨置郡后来都加上南字,变成南徐州、南豫州,北来流民和士族大约多聚集在接近建康沿长江的姑熟、襄垣和繁昌一带。 …… 北方话随着西晋末北方人民第一次大迁徙而侵"
  • "现代广西壮族聚居区和越南北方也有大量以罗字冠首的山名或其他在山区的地名。这个“罗”字有时又被记录作渌、六、禄等字。在现代壮侗语中“山”成为lu:k。lu:k的原始形式和汉字“罗”的上古音很接近的。我们认为南方山名中的“罗”和壮侗语的lu:k时同出一源的,都是山的意思。罗浮山、落山、罗山城……"
  • "甲、乙两种文化间的这种关系(互相影响、融合、替换)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古代日本和朝鲜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从中国文化中借去大量词汇,但是日语和朝鲜语结构并不因此发生变化。正像现代的日本从英语借入大量外来词,但是日语仍然还是日语。语言的核心是它的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再如浙、闽两省的畲族早就改用汉语客家话了,但是历史上依然是长期保留畲族的文化特征。 很难找到文化型式变化引起语言型式相应变化的例子,但是语言型式变化引起文化相应变化却不乏其例。例如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吴语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来自湖北的大量移民,使皖南某些地方的原有方言湮灭,而代之以湖北话。同"
  • "语言学家一般都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索。到19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语言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人类学家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他们通过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Edward Sapir,Language,中译本,l29页)。这种看法革新了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普遍地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类似的研究开展得较晚。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小学,包括音韵、训"
  •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同属一种语言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其现代的形式在语音上必定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 "这幅示意图中的“方言乙”是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虽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但其中一般都有许多成分是各方言所共有的。所以非基础方言和共同语间也有重合之处(图中用虚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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