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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将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史这门传统的学问发展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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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公一生横跨人文、自然两大学科，境界开阔，治学力避传统史地学家惯常的浮泛、蹈虚的旧式学风；而当其将目光专注于舆地学科，恰值日本侵略者觊觎我国领土的危亡时刻，故而其为文颇重实用，文字晓畅而逻辑性强。其忆旧文亦不乏词采，自然真醇，笔端时时流露出自在、洒脱的书生本色。
内容简介
本编从谭公的文集中撷取其精粹，鼎尝一脔。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化，各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黄河、淮河、云梦泽几大水系的今昔变迁。上海地区的海陆沉降，以及有关此一大都会的得名、建镇、建县年代等历史文献的考订，亦是谭公一生治学的着力处之一。第二部分介绍《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几部文献和郦道元、祝穆祝洙父子、王士性、金安清等历史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根据《禹贡》《山海经》两书所及方圆四至的远近，以及对四至内山川的记述详略有别，推断两部著作成书年代的先后以及作者可能的生活区域，令人信服。末附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存在的几处地理谬误。第三部分属谈往，追忆青年时代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协助恩师创立禹贡学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经历。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科学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氏在嘉善为望族，祖父、父亲曾应科举，科举废止后并游学东瀛；谭公幼承家学，后于暨南大学、燕京大学师从潘光旦、邓之诚、顾颉刚诸前辈肄社会学、民族学和历史学，尤其在顾颉刚古史考辨思想的汲引下深入钻研历史地理，1932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协助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将此作为奉献一生的事业。谭公的另一恩师邓之诚称其“释地正堪师两顾”，意谓其成就实可媲美前代舆地名家顾炎武和顾祖禹。自上世纪50年代起，谭公主持大型历史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历时近三十载，广泛吸取史地及考古学的科研成果，使之成为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之一。谭公一生治学既注重钩沉史籍，又足历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新疆、甘肃等省份，考察中越边...
- 本书系统梳理中国历史地理沿革，深入探讨行政区划演变、黄河淮河等水系变迁及上海地区海陆沉降与建镇历史，纠正民间关于上海地名的无稽之谈，展现严谨的学术考据。
- 作者将传统沿革地理发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书中对《禹贡》《山海经》等古籍成书年代及作者生活区域的推断逻辑严密，同时指正郭沫若著作中的地理谬误，体现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 收录作者回忆师从顾颉刚、创立禹贡学会及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经历，展现一代学者的学术传承与家国情怀，是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脉络及大师治学精神的珍贵文献。
- 对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水系变迁及地方史志感兴趣的专业研究者或高校师生，需具备一定古文基础及历史地理知识储备，方能深入理解书中复杂的考据论证。
- 希望了解上海地区历史渊源、纠正民间历史误传、探究城市建镇建县真实历史的读者，书中关于上海无先秦古史及地名考证的内容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辟谣价值。
- 关注中国学术史、想了解谭其骧等老一辈学者治学精神与学术传承的读者，书中回忆性文章生动展现了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适合对学术伦理与历史真相有追求的读者阅读。
- 本书内容专业性强，部分文章涉及大量古地名与复杂历史背景，且无注释辅助，阅读难度较大。建议读者配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或相关历史地图辅助阅读，切勿跳过专业部分。
- 书中部分观点如清朝版图形成、上海历史起源等具有鲜明学术立场，读者应保持批判性思维，结合多方史料对照阅读。对于不熟悉的古文献如《禹贡》等，建议先查阅基础资料再读此书。
- 本书为节选本，若对谭其骧学术体系感兴趣，建议直接阅读《长水集》等全集。阅读时需注意区分学术考证与个人回忆，避免将学术观点简单等同于历史定论，需自行甄别不同时期的学术语境。
- 读者普遍认可谭其骧先生严谨求实、力避浮泛的学术风范，认为其将传统学问现代化贡献巨大。但多数读者指出本书专业门槛高，缺乏注释与地图，普通读者阅读困难，不适合作为入门普及读物。
- 书中关于上海历史考证及批判郭沫若地理谬误的文章引发广泛讨论，读者赞赏其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的勇气。但部分读者认为书中回忆性散文价值高于学术论文，且节选内容导致阅读体验割裂。
- 读者一致认为历史地理知识对正确理解古籍至关重要，缺乏此类知识易导致误读。尽管本书阅读体验不佳，但其学术价值极高，读者建议欲深入了解者应直接阅读原著全集，而非依赖此节选本。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
- "明清以来的《一统志》《读史方與纪要》和府县志都说旧上海域区旧名“华亭海”，至建镇时才改名上海，以“地居海之上洋故也”，这是一种纯属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为什么说这是无稽之谈？华亭海一说唐宋时当用以泛指华亭县的海面，不是一个聚落名。说古人会用华亭海三字做华亭县境内的滨海许多聚落中某一聚落的专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原始上海聚落在未成陆以前本为华亭海的一部分，不能说它旧名华亭海。此其一。上海最初兴起于上海浦岸上聚落，即以浦为名，那是很自然的事。说此时还不叫上海，要等到建镇时才得名上海，也是不合乎情理的。此其二。海如何划分“上洋”“下洋”，“海之上洋”这句话根本不可通解。此其三。"
- "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就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向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像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兵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疆、青海、西藏、外蒙古，矛头指向清帝国统治下的内蒙古，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入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
- "中国的建都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从股周直到北宋这二千四百年是为前期，其时一统政权和统治北半个中国的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股（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北纬35度左右1度许，东经108一114度），江南的南京只做过统治南半个中国的地区性政权的都城，而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则根本还够不上做较大政权的都城。所以这前期又可以叫作中原期。自12世纪初叶宋室南渡以后至今八百多年是为后期，一统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都离开了中原，或向南移到了江南，杭州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南宋都城，南京做了五十年的明朝初期首都，又做了此后二百二十年的陪都，直到近代还做过太平天国和民国的首都；或向北移到了北京，先还只是北"
- "海河水系的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3世纪初。天津的成陆最近已由考古资料证明，最晚不迟于战国。可见天津成陆在前，海河形成远在其后，两事相距至少有四五百年。水系形成以后它所包括的范围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动。近代海河水系西南包括清水、小丹河，东、北包括潮白河在内，这种情况大致南北朝后期或隋代即已出现。人工的疏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 "许多旧方志都说，黄浦江得名于江，为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所凿，故以歇浦、黄歇浦、春申江作为此江别称，因而申江和申也就成为上海的别称，实际也是荒唐的“古迹”。黄浦江的大部分即中游部分位于冈身以东，战国时这里尚未成陆，焉有在海中开凿江河之理？若战国时已有此江，何以绝不见于汉以后北宋以前任何文献包括水利专著之中，而要到南宋时才始见黄浦（《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乾道七年），元代才称为大黄浦，明代才升格被称为江？可想而知将春申君黄歇附会为黄浦江的开凿者，必出于明代文人中好事者的附会。"
- "自明末清初以至乾、嘉，杭州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并不高，那时东南的，亦即全国的学术中心在浙西的苏、常，在浙东的宁、绍，在皖南的徽（州）、宁（国），在江北的淮（安）、扬（州），杭州只是一个二浙不同学风的接触融合点。这种融合学风自有其特殊价值，但并不能领导全国，另开一种新风气。杭州之成为东南学术中心，以新风气领导全国，实始于道光以后。自道光至光绪中叶是第一期，光绪甲午以后是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