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活动，究竟在古代中国文人的生活中承担何种社会功能，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地域上来看，研究者尤为重视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而对广东地区所述颇少。因此，在传统绘画史研究取向的影响下，我们一提到19世纪初期的广东绘画，总伴随着亚流、保守、边缘的声音。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广东绘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与京、沪三足鼎立的重镇”，广东绘画似乎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其实，在所谓的“并非衰落的百年”里，广州应是一个重要角色。单从经济上来看，便可看出这一点，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自此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对外垄断贸易中，广州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书画创作与收藏活动亦随之兴起，谢兰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当时广州地区最活跃的书画家，谢兰生以绘画交游于官僚、商人之间，他的绘画活动正好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19世纪初期广州画坛的契机， 谢兰生的日记更是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而细致的材料，使得我们可以生动地再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广州画坛的真实场景。明代谢兰生的《日记》对当时广州城内衣食住行、娱乐节庆等诸多方面皆有细致的记载，对之进行相应的探讨，除了有助于我们去重新检讨史料，还能开拓许多新鲜有趣的视野。换言之，谢兰生的《日记》有助于我们从多视角观察清代中期广州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深层变革，尝试改变传统绘画史研究中强调重要人物与作品、重视宏观把控而轻视微观描述的现象，同时也可以修正我们对广东绘画是江南地区画风的附庸的板刻印象。这对重新审视清代中期的广东绘画，分析广州如何成为大航海时代中一个个性鲜明的区域性都市文化中心，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