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出版时间
1997-01-01
ISBN
9780804729604
评分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from imper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It draws on history,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he arts, and on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business people, lawyers, and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piracy'. The author asks why the Chinese, with their early bounty of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ons, are only now devis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such endeavors and why such protection is more rhetoric than reality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process, he sheds light on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The book goes on to examine recent effo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develop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uses this example to highlight the broader problems with China's program of law reform.
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专家。1970年自Amherst College毕业，获学士学位，1972年自剑桥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1974年和197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关于中国研究和中国历史的 两个硕士学位，1977年自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JD）学位。编著有Prospects for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Essays on Civic Vocations (William P. Alford, Kenneth Winston & William C. Kirby eds., Routledge forthcoming);Falu Baozhang Jizhi Yanjiu (A Study of Legal Mechanisms for t...
- 本书深入剖析中国知识产权法从帝制时代至今的演变，揭示其并非源于保护私权，而是作为国家控制思想传播、维护政治秩序的工具。作者指出，古代出版审查制度旨在垄断合法思想，这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个人表达权利的本质存在根本冲突。
- 作者批判性地审视了西方通过施压促使中国修改法律的做法，认为这种外部强加的法律变革缺乏国内社会文化土壤，难以产生持久的合理性基础。书中强调，忽视中国本土政治文化传统，单纯移植西方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深层的制度困境。
- 书中详细探讨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对法律观念的影响，指出中国历史中缺乏先例约束制度，官员裁决依赖儒家道德而非形式法律。这种历史惯性导致现代法治建设面临巨大阻力，解释了为何知识产权观念在中国难以真正扎根并有效实施。
- 对中外法律文化交流、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感兴趣的研究者与学者。本书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社会学视角，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之间的深层张力，适合从事比较法、法律史及东亚研究的专业人士阅读。
- 关注知识产权政策、国际经贸关系及中美法律互动的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书中关于外部施压无法产生内生性法律变革的论述，对于理解当前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的文化障碍与制度差异具有重要警示意义，有助于反思法律移植的局限性。
- 希望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底层逻辑、探究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制度影响的大众读者。本书不仅是一部法律史著作，更是一部剖析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控制传统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文化批判作品，适合对历史与社会学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 本书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部分具体案例与数据可能已滞后，但其核心论点关于法律与文化、政治的关系依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读者应将其视为理解中国法律文化基因的理论框架，而非现行法律实务的操作指南，需结合当下最新法律实践进行批判性思考。
- 书中涉及大量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儒家伦理及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理论的对比分析，概念较为抽象且逻辑严密。建议读者具备一定的中国历史基础与法学常识，仔细阅读作者关于‘控制思想’与‘保护私权’对立的论证，避免断章取义或简单化理解作者观点。
- 作者作为外国学者，其视角虽具启发性，但可能存在文化误读或偏见。读者在阅读时应保持独立判断，结合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对照阅读，全面审视书中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极权主义’等敏感论述，避免陷入单一视角的认知陷阱。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揭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缺乏本土土壤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深刻见解。许多人指出，书中关于国家控制思想与知识产权保护相悖的分析极具启发性，帮助读者从历史与文化深层理解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困境与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尽管部分读者认为作者观点存在偏见或过度简化，但多数评论承认其提供了不同于中国本土叙事的独特视角。读者认为，这种外部观察有助于反思自身文化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促进对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理性认知，尽管其结论可能引发争议，但思考过程极具价值。
- 读者强调本书对于理解中美法律冲突及国际知识产权博弈的历史根源至关重要。许多人表示，阅读后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外部压力无法实现真正的法治变革，必须正视本土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结构的制约，这种清醒的认知对于任何希望参与跨文化交流或法律实务的人士都不可或缺。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尽管中国政府曾积极促进对知识产权法的有力遵守，但在程度上还是不如同时采取的重申国家直接控制思想传播的措施，后者的力度要大得多。用一位资深观察家的话说，从1993年秋天开始，北京开始了“对不同政见者和记者的猛攻……以继续控制所有的资讯。”这些措施表现为各种形式。一些记者，包括香港的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被指控为公开国家机密（例如江泽民主席即将发表的公开讲话的稿件）的人士被逮捕，有的甚至被峻判为无期徒刑。书号的专卖被禁止，以便对即将出版的书籍进行直接的集中控制。除了通过国家批准的机构安装，不允许随意安装碟形卫星天线收看被禁的外国节目，根据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王枫的说法，这样“有利于在公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
- "在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宋朝（公元960~1279年）初年的印品数量有显著的增长，这些印刷者包括国子监和一些“私人”，实际上，这些“私人”中有不少是从事副业的政府官员。考虑到一些不利的印刷品也在增加，1900年，宋真宗命令私人印刷者把拟印的著作交给地方官员作出版前的审查和登记。"
- "皇室对合法思想的界定与监督并不像看之下那样是一种公然的极权主义，因为共同的历史鼓励着这种控制，这种历史必然地容纳着种关于权力的外部界限的集体记忆。不过，国家关注的重点显然主要是政治的秩序与稳定，而不是所有权与私益。这并不妨碍国家支持个人去阻止他人侵害复制某些材料或符号的垄断利益。通过出版前的审查程序，国家保护了受托复制某些材料的合法版本（如典籍）的印刷者的垄断利益。同样地，如前所述，国家直接通过地方官员，并间接通过向那些在商业领域承担相当责任的特定地方组织默示地授权，支持行会、家庭以及其他组织维护商号和商标的完整性。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保护都是出于并最终限于国家维护皇权和社会和谐的需要。"
- ""Lacking," as Thomas Metzger has put it "John Stuart Mill's optimistic view that good doctrines would emerge victorious out of a free marketplace of ideas,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since Mencius and Xunzi have instead emphasized the human tendency to become delud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fa"
- "作為一切表達的恰當方式，這些隱喻與典故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一種複雜的文化速記，至少在理論上，整個的文明世界都可以接觸它，以便通向歷史，也便於通向未來。"
- "那些貌似中立的探求模式，例如经济分析，无论它们来自哪一种政治范畴，可能在历史或文化方面的偏激程度会超过通常的想象"
- "著作权法或许强调了保护作者权利的重要性，而一旦面临着无可置疑的控制思想传播的需要时，这些权利就要自动退位。"
- "出乎预料的是，帝制中国的法律制度没有采取一种正式的先例约束制度，虽然事实上法官和其他法务官员的确利用了他们所了解的先例汇编，并以此使自己的裁决获得正当性。但仔细想来，缺乏先例的约束也许实际上意味着对历史的更深的接纳——因为官员在准备和参加考试时本应修习的世世代代的儒家道德和智慧，当然被视为比任何制定的规范和某个前任官员的先例更为真实、更具历史价值的裁决向导。 用历史控制当下也曾采取一种更为隐晦的形式。很久以前，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哪些控制历史编纂、诠释历史教训以及为历史的目的而描述当朝的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汉朝时建立了精心设计的国家编史机构，并为后朝所仿效，该机构对20世纪之前的历史资料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