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李伯重处理数据和文献，及解读“西方”问题确有独到之处，例如对技术改进/进步（突破）的分辨，斯密式增长和库兹涅茨工业化的分解，肥料等用具作为资本项目的考虑，男女分工，注意回应加州学派的提问和方法等。不过有些问题纠缠不清相当糊涂，甚或授人以柄。如若坚持东亚密植水稻农业的增长是所谓斯密增长，那为何能解释它不具备转向库兹涅茨工业化增长（当然李也许会说这问题无意义，就是不同）？如何解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和改革开放后大发展一定要引进西方技术才可以解决？先说江南农民重视教育有文化，再说正是这些没文化的农民办乡镇企业和做工人相得益彰，则所谓教育文化又是何物—是否同商业经验实为一体？生态农业是否过于美化？所谓理性化投入，以年计算，以家庭为单位，并非个人理性精算，倒是确有道理，可与李中清互证（也确实有互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