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站在河边，看着水奔流而不返，慨叹时光。庄子站在秋水之滨，望对岸而叹彼岸之远。他们都在看水，却谁也没看见水边那个戴着面具、正缓缓转动身体的人——他跳着旋转的舞，忽然，人们跪下了，叫他先祖，叫他神。
这是《上古中国的神》里一幅几乎被遗忘的画面。晁福林在这本书中，把“鬼”字最初的模样摆到我们眼前：甲骨文的“鬼”，不是一个狰狞的骷髅，而是一个人头、人身，头上戴着一张驱鬼的面具。卜辞里只把“鬼”当作一个方国的名字，并没有后世那种鬼神的意思。可正是这张面具，让活人变成了逝者，让生者见到了先祖。
“神”字更耐人寻味。它起初根本不在甲骨文里，只有连绵如闪电的“申”。天空的闪电，被先民搬到了宗庙，加上了“示”旁，才成了神。鬼从先祖神主而来，神从天空电闪而来——两个字，一个指向坟墓，一个指向苍穹，却在春秋时期被紧紧连在一起，成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鬼神”。
《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十名神巫皆可“从此升降”；《诗经》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昆仑山和高大无比的树木皆有天梯的功能，神异之人可登天梯而上达于天。周文王是可以陟降于天地之间的。
你看，上古的人并不把生死隔成两截。人死为鬼，先祖既是鬼，又是神。他们相信，死后并非长眠，彼岸世界里人还可以过日子，还可以完成此岸未竟的事。杜丽娘死而复生，在梦里与情人相会——这层意思，早在《山海经》的时代就已埋下。
可到了春秋战国，“鬼”的地位下降，“神”的地位上升，两者才趋于分离。神所居在天上，鬼则居于荒郊野外。这一升一降之间，藏着中国思想史一次巨大的转身：人，开始从自然与鬼神之间，把自己区分开来。
绝地天通：一场关于“谁能通天”的改革
《国语·楚语下》里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讲的不是精神，而是权力：“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民神同位……是谓绝地天通。”
在原始时代，人神之间没有界限，人人可以做享，家为巫史，没有要质。借用“杂糅”之语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没有区别，“人”隐于自然之后，人们只看到自然，却没有看清“人”自身。直到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这就是“绝地天通”。它不是玄思，而是一次秩序的重建：通天之路，从此有了专管的人。社会最高权力，起初正是以“神主”的面貌出现的。
晁福林把这套观念当作一面镜子——以“虚妄”之镜反观现实。当我们今天回望“天”“帝”“鬼”“神”如何一步步从闪电、从面具、从高山、从坟墓里长出来，我们看到的不是迷信，而是“人”这个主体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点地站立起来。
岩画里的祭天现场
文字太晚，于是先民把祭祀画在石头上。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人物双手上举，居中和居中皆有一人站立巨兽之上，此人是所有人像中最大者，疑兼任大巫的部落首领。画面有七个大小不一的圆形，或谓铜鼓，作者以为释为太阳更好。太阳与人持平，或在人的脚下，实有人在天上——这图，或可称为《祭天图》。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刻在锦屏山南面入口处的弧形巨石上，形似穹隆，所刻之神灵及四周的星相图，犹如天上星象。这些人面像都有一双大眼睛，可能表示祖先神灵的聪明。他们天上依然悠闲地生活，人们礼敬祭祀他们，因为他们已是部落的祖先神。此图似可称为《天国图》。
西藏日土县任姆栋岩画，左下方九排羊，共一百二十五只；羊前有十只陶罐，盛牲血，旁边两只羊，作被刺后血液喷出之形。戴着鸟形面具的巫师在跳舞。初读《山海经·西山经》用“百牺”的冢祭，觉得夸大为说，观此岩画，顿觉其说可信。
这些画面难以确定时代，专家解释多不一致，作者也坦诚“不能直接拿来与《山海经》印证”。但他仍把它们附列于此——因为视觉，有时比文字更接近先民的心。
今晚，你可以做的两件事
不必去翻甲骨，也不必背《山海经》。只需做两件极小的事：
- 打开手机里的古文字字典，输入“天”字，看它如何从“人头”的象形，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模样——你会看见一个人，正仰着头，用整个头顶去承接天空。
- 找一段《诗经·郑风·宛丘》读一读：“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然后想：一个男子为何会对一位巫女的舞蹈一见倾心，又为何在深情之后，选择“无望”？孔子为何独独称赞这一句“吾善之”。
第一件，让你看见“天”这个字背后的肉身；第二件，让你触摸到那个戴面具的女子，如何在情与礼之间，做出了一个具体的人才会做的抉择。
晁福林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证明古人虚妄，而是想让我们看清：那些如今看来不合逻辑的观念，在起初阶段，却是有理致的、自然而然的。它们是中国文化基因最初的形状。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天”字里藏着的一颗人头、对一张驱鬼面具背后的先祖之思，产生了一丝会意——那么，导游的工作便完成了。
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上古中国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