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与乔治·奥威尔，一个年长另一个二十八岁，一个靠演讲与战争夺取胜利，一个靠观察与文字守护天空。他们从未见过面，却在二十世纪中期同向一个方向开火：希特勒、斯大林、以及那个正在取代英国的美国。这本书把这两个人并排放置，不是为了凑一对名人，而是为了看清一件事——当整个西方社会选择和议时，有两个人提前看见了自由正在被国家机器一点点吃掉。
作者托马斯·E.里克斯是两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国内报道奖的老兵，写过《大国与将军》，也写过《大败局：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冒险》。他讲故事的笔法，让他把丘吉尔和奥威尔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泥里，各自走各自的路，却在终点线上指向同一个词。
一副可以随身佩戴的观察镜片
试着给自己装一个镜片：把“自由”从宏大的政治口号里抽出来，还原成一件具体的东西——一个人在国家机器步步侵入私人领域时，还能不能保有思想、言论、结社的自由。丘吉尔和奥威尔都把这个当作他们那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也不是弗洛伊德的心理机制。这个镜片的好处是，戴上它，你再看今天关于真相、关于媒体、关于权力的争论，会突然看清它们在往哪个方向倾斜。
里克斯在书里把这句话讲得很直白：国家谋杀（state murder）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达到顶峰，而这两个人共同致力于阻止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历史学家西蒙·沙玛把他们称为“时代的建筑师”，并称他们为“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同盟”。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喧器和持久，一个日渐慵懒内向、带着理想主义——可他们应对同样的问题，用的是同样的武器：才智，在世人不屑一顾之下仍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信心，以及非凡的文字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以某种沉默的方式彼此认领。奥威尔给《1984》的主人公取名为“温斯顿”，而丘吉尔对这本小说喜爱有加，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就这样在文字里握了一次手。
在20世纪中叶，无论在政治还是精神领域，两人在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在英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丘吉尔这样说道：“这场战争，归根结底，将是一场确保个人权利坚不可摧的抗争。这场战争，将是一场重建人类精神境界、使之重获生机的抗争。”两年之后，奥威尔用自己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正逐渐绝迹。”
同一场战争，两种声音。丘吉尔说它是“确保个人权利坚不可摧的抗争”，奥威尔说“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正逐渐绝迹”。一个在台上喊，一个在远处记。把这两句话并排读，你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张力——它不是口号，而是两个清醒的人在同一个黑暗年代里，各自守住了同一样东西。
回到他们还没成为巨人的时刻
里克斯没有从高光时刻写起，他让两个人回到“还没被历史选中”的年纪。丘吉尔是学校里的“麻烦小子”，奥威尔是那个八岁就被丢进“充满暴力、欺骗和不可告人秘密”的世界的孩子。他们各自的早年，恰好是理解他们后来为什么死守自由的关键。
丘吉尔的早年几乎是狼狈的。祖母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给他父母写信，如释重质地说：“温斯顿今天就要回学校去了。悄悄跟你们说吧，我一点儿也没舍不得，这孩子实在是太麻烦了。”他读的第一所学校把鞭笞当作常规惩罚，学生常常被打得皮开肉绽。他三次才挤进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被骑兵部队录取，因为“那些排名垫底的人被骑兵部队优先接受”——而骑兵之所以挑垫底的，是因为“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当骑兵需要的马匹和仆人”。你看，连命运的安排里都藏着阶级的真相。
而奥威尔的早年，是尿床、马鞭和“你最脏的东西”这句咒骂。八岁那年，他“突然被带离温暖的安乐窝，丢进一个充满暴力、欺骗和不可告人秘密的世界，就像是金鱼被扔进了一个荆棘遍布的鱼缸”。第一次挨打后他跟同学说挨打一点都不疼，这句话被某人听到，于是他又被叫去挨了一顿毒打，这一次马鞭被打断了。他由此推断出孩童时代“最重大、最持久的一课”：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守规矩的好人。他还意识到自己是奖学金学生，是“校长投资的金矿，必须从我们身上挤出红利来”。于是他得出两条丑陋的原则：强者一定会欺凌弱小，自己参与的事情都会失败。
把这两个孩子的经历并置，里克斯的意图就浮现了：丘吉尔后来在战时捍卫“个人权利坚不可摧”，奥威尔后来在《1984》里写下警世寓言，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道德勇气，而是从被鞭打、被轻视、被当作“垫底”和“穷人聪明的孩子”的处境里，一寸一寸长出来的。他们守护自由，正因为他们比旁人更清楚自由被夺走时是什么滋味。
八岁的时候，你突然被带离温暖的安乐窝，丢进一个充满暴力、欺骗和不可告人秘密的世界，就像是金鱼被扔进了一个荆棘遍布的鱼缸。……他后来推断，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守规矩的“好人”，因为他当然不想尿床，而且也努力了，却做不到。他后来回忆说，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孩童时代最重大、最持久的一课”。……“倒霉的是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我们的大脑是他［校长］投资的金矿，必须从我们身上挤出红利来。”
这段文字读起来让人后背发凉。它不是宏大的政治宣言，而是一个孩子在八岁那年，被从“温暖的安乐窝”里扔进“荆棘遍布的鱼缸”，然后从马鞭的断裂声里，提前学会了成人世界的两条规则。里克斯把奥威尔架不起圣坛，也不把他当成天生的先知，而是让他从一个尿床、挨打、靠减免学费换来的孩子，一步步走向那个写出《1984》的作家。这正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自由不是天赐的，它是从被剥夺的处境里，硬生生争来的。
他们做过的具体动作
里克斯写这两个人，从不让他们悬浮在理念里，而是让他们做具体的动作。丘吉尔在加利波利惨败、一夜丢官之后，没有沉溺于“血管在压力下行将迸裂”的焦虑，而是去绘画——“海怪从深水中被钓出来，又像是出水太快的潜水员”的他，最终在画布里找到了排解情绪的途径。后来他自愿奔赴法国前线，在“到处脏不堪，垃圾遍地”的蛮荒里，反而“找到了快乐与满足”。他让妻子寄来“大块的腌牛肉、斯蒂尔顿干酪、奶油、火腿、沙丁鱼以及风干的水果”，在泥泞中尽量把自己照顾得好一点。
而奥威尔做的动作，是把自己扔进更深的地方。他先赴缅甸，加入皇家警队，去体验“身处权力一方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去巴黎一家旅馆的洗涤室地下、去伦敦街头、去《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高温、噪音、混乱、黑暗、污浊的空气”的井下，蜷着身子在高约四英尺的隧道里走一英里，只为看看“与他想象中的地狱差不多”的情形。他让自己走进劳苦大众的世界，仿佛是在为之前在殖民地的工作赎罪。
这两个动作，一个是把自己从失败里拉出来，一个是主动走向最底层。里克斯让我们看到：守护自由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处境里，做出了具体的选择。
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动作：找一句丘吉尔或奥威尔的话，读三遍，然后问自己——如果国家机器再往前进一步，我还能守住哪一点自由？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只需要你认真问过。里克斯写这本书，正是希望“在今天，在我们中间，依然有这样思维清晰、敢于捍卫道德的人”。
《欧洲告急》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译丛”的一部，与《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第三帝国的到来》《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等同丛。里克斯的笔法流畅好读，媒体称它为“送给历史爱好者的绝佳礼物”，《纽约时报》称它“使我们能够以新鲜而富有启发性的眼光看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丘吉尔与奥威尔一生从未碰面，但这本书让他们并肩站在了你面前。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对“自由”这两个字，多了一点会意，哪怕只是一丝，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欧洲告急》——去认识那两个在时代最危急的时刻，各自守住同一样东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