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周游世界的作家道斯·赫胥黎站在这座城市，写下他此生最激烈的判断：从未见过任何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具有如此丰富的人性化内涵」。高密度的人口、明显的贫富差距、不受限制的活力——「上海就代表生活本身」。可这蓬勃生机，只是近代上海的一部分。

另一面，极少被人提起：它阴暗、肮脏、不复浪漫。从繁华闹市区的摩天大楼俯身望去，满眼都是「极为破败的东方式贫民窟」。外滩的倩影与棚户区的阴影，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两个世界。

一座城市，两种尺度

上海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五六座城市之一。可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它的实际区域小得惊人：整个市区只有三十一点八平方英里，而近代上海真正的基地——旧租界，差不多十三平方英里。城市的核心，约四七百英亩，与一八四八年中英协定指定的边界基本相符。

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在民国上海的全盛时期，若有人从南京路或外滩——市中心最繁荣的商业中心——向任何方向步行五英里，他会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棉花和稻田之中。若从外滩摆渡越过黄浦江，只要十分钟不到，则会登上一片几乎未开发的乡野之地。

繁华与乡野，只隔一条黄浦江。这就是上海。它从黄浦江边的一个泥泞县城，在约一百年间飞速发展为五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吸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而其中大部分人，本是农民，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聚拢而来。

一种古怪制度的意外馈赠

像近代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上海的诞生始终伴随西方身影。它不仅因成为西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而兴起，更源于一种多少有点古怪的制度：最初处心积虑划给英国人的居留地，后来的绝大多数居民却是中国人。他们在各条街区和各式外国人比邻而居。

这处心积划定的居留地，以南京路为中心，东至外滩，西至西藏路，北至苏州河南岸，南至洋泾浜。它本是一道种族隔离的界线，最终却成为一座世界性城市的温床。正是这种出乎意料、未经安排的混杂，使上海变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城市。

在上海，没有什么能像那些比比皆是的弄堂更使人了解这个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些邻里社区是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居家住所。他们不仅仅住在里弄，这儿也是他们工作、娱乐、社交以及日常购物之地。总之，弄堂就是这些居民的城市。

一只马桶，盛着整座城市的清晨

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可与此不相称的是，大部分市民家中没有卫生设施。它是最早有电、煤气、电话的城市之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鼎盛期，家庭厕所对大部分居民而言，仍只是一只木制的马桶——这一点，与偏僻的内地乡村没什么两样。

倒马桶，不仅是一项令人讨厌却又无法逃避的日常工作，更成了都市生活清晨的序幕。所有的马桶基本相似：木制，鼓形，约十六英寸高，直径约一英尺，顶部坐圈是一点五英寸宽的木边，一条铁质或黄铜的圆环固定住桶身，圆形木盖上挖两只半圆形的凹槽以便抓取。桶身和桶盖都刷满桐油，以防渗漏、确保长期使用，一般都漆成紫红色或金黄色。

因为它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往往作为妇女的陪嫁物。在这层意义上，马桶就好像一阵上海新娘的陪嫁物品彩电一样，不可或缺。作为陪嫁物时，里面装着红蛋，象征并祝愿新婚夫妇能早日生育，尤其是男孩儿。制作精美的马桶箍裹着镀金圆环，桶身和桶盖上还描画着龙凤图案——这种马桶，有时成了偷盗的目标。

城市里所用的马桶，尺寸一般是乡村的三分之二。缩小，显然与城市的居住状况有关：那些没有卫生设施的里弄房子，没有一间空余的房间，也没有一点空间来建造厕所，因此马桶必须小而轻巧，便于安放。居民们通常在午前将马桶拿进屋。

为什么棚户区的居民，不是产业工人？

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棚户家庭约占市内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棚户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村移民，他们已生活在城市，以只有城市里才可能存在的各种职业维持生计——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已成为都市的一部分。可棚户异常拥挤、生活条件极劣，加之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使城市其他阶层只把他们认作「都市流浪汉」的收容所。

可一个反直觉的问题浮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大片棚户区的主要居民，为什么不是工业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只是上海棚户贫民中的一小部分。

答案藏在一种「立锥之地」的争取里。如果说工厂中低收入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改变农村移民蜗居棚户的不幸命运，那么他们确在想方设法，争取一份稳定而收入高一些的工厂职业，以摆脱棚户、住进城里的一般住宅，过中等或中下阶层的生活。在都市里寻找立锥之地，形成了工人们不同的居住模式；而居住模式的不同，又促成了物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不同，使得「产业工人」或「无产阶级」这些传统分类，显得过于简单化了。

这就是上海。它让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霓虹灯下与霓虹灯外，不再冷冰冰地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外滩的摩天大楼与棚户区的茅草棚，石库门弄堂里的马桶与红蛋，人力车夫的奔走与小贩的吆喝——共同编织出这座城市真正的经纬。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一座城市如何被普通人过成」这件事，多了一点会意——哪怕只是想起自己租住的房间里，那只不起眼的木桶——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去认识那些住在里弄里、倒着马桶、争夺一份工厂职业、把红蛋藏进陪嫁马桶里的上海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